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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震林拍板（1）
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的事岂能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技术总监徐洽时是浙江人；一线党政头号人物王醒也非安徽人；最后拍板的*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则是湖南攸县人。
此前，也就是1948年4月2日，国民*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四人联名给国民党行政院的报告中说：“民国三十五年商请全国水力发电总处，专设钱塘江水利测勘处，从事长期测勘，费年余时间，已初步测定水力发电地点六处。”中国共产党接收后，如何开发新安江被推上了浙江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谭震林从杭州解放，他成为浙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那天起，就关注新安江的开发。1953年，谭震林当任*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更是把开发新安江摆上了重要位置。同年12月，谭震林把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局长请到上海，商议开发新安江一事。大家一致同意，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东水利工程局。一年之后，*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同时，让徐洽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担起总工程师的重任。党政领导由王醒担任。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安江开发工程的勘测和设计。他们和燃料工业部一起论证了一级开发和分级开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955年5月初，他们向*中央华东局提出了三个开发方案：
一级开发：
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万人。
二级开发（甲）：
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万多亩。
二级开发（乙）：
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和地亩数和二级开发（甲）保持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万亩。
三级开发方案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
二级开发（甲、乙）遂安县全部不淹。
当时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以上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身为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拿到中财委的这份沉甸甸的“意见”，颇费思量。
二级开发（甲）和二级开发（乙）迁移人口虽然都不到10万，但是装机容量也就是20多万千瓦。实施一级开发，66万多千瓦的电力通过电网覆盖半径300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巨大的电流冲向沪宁杭工业地区和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城市、农村，会给多少人带来光明！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水库要淹没两座县城，浙江49个乡镇和安徽6个乡镇将沉入湖底。受淹耕地33万余亩，受淹房屋26万余间，将有23万多人离开故土，迁移他乡，经受重建家园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