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地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6 鲁迅论创作目的（5）
鲁迅认为对正常人吃西瓜时讲国耻，会使他难以下咽，因而有损他的健康；对听了这种宣讲而照吃不误的人——那肯定是麻木不仁者之流，讲得再多也毫无用处。总之，对前者有害，对后者无益，所以鲁迅反对这种做法，而且事实上，有谁会真的一面吃西瓜、一面想国耻、想政治的呢？鲁迅说：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有大抵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抵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
鲁迅不否认吃西瓜与爱国有关系，但他认为吃西瓜有吃西瓜的生理、心理学的规律，那就是“口渴，要吃，味道好”，这样吃进去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可见吃西瓜纯是出于一种生理的需要，也是一种口腹之享。至于吃西瓜与抗敌救国，虽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终隔一层，吃西瓜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而愈是不想，愈不意识到这种关系和联系，愈不懂得吃西瓜的目的性，吃西瓜的效果便愈好，因而吃西瓜的目的就愈能达到——“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不同”。可见抗敌救国这个政治目的，只能通过吃西瓜本身的规律，间接地达到。如果不这样，不承认吃西瓜本身有什么规律，而简单地让抗敌救国直接干涉、参与和作用于吃西瓜的过程，那就会事与愿违，势必“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这时候连抗敌救国本身也不存在了。我们还可以吃饭为喻。谁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但具体到吃饭的时候，谁会注意到吃饭的目的呢？人们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和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起作用的只能是食欲和馋欲，这便是吃饭的规律。詹姆士说得十分直截了当：“当人吃饭的时候，一万万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它的有用。他所以要吃是因为食物的味儿好，使他吃了还要吃，假如你问他为什么还要再吃像这样滋味的东西，他不会尊重你是一个哲学家，而要笑你是个傻瓜，那香味的感觉和此感觉所唤起的动作之间的连结对于他是绝对的、自然而然的。那是最完备的一种先天的连结，它本身就是证明用不着旁的证明。”《疯狂心理》英文版第133页。心理学家证明，对于行动的强烈欲望“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知道这类行动的最终目的、目标和后果。就连所谓‘生物组织需要的动机’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感到饿而吃东西，不是因为得到营养而可以生存”。《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360页。这些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是没人能够否认的。所以吃饭虽是活着的手段，但在真正吃饭时，它却由手段转化为目的了。岂止吃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总体上愈是目的明确，愈是有意识的，那么完成总体过程中的个别成分就愈是无目的，愈会无意识地进行，就连活着也是如此，人不是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活着才活下去的，人活着常常是不自知的，人并不时时考虑生活的目的，然而人仍然会长久地活下去的。这叫为生活而生活。为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同样适用于创作。创作是有社会目的的，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创作本身却成了目的，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目的。格罗塞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