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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4 / 5)

发展“三*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但宋美龄对此未予理睬。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时光。1938年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难童们随国民政府转移到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家长情绪激动,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保育院。父母隔栏相望,泣不成声。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沉寂,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仍念念不忘此事,“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这天下午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 重庆“美好时光”

难童沈美安生前忆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为难童,与同伴徒步走到武汉,在武汉沦陷前乘船继续逃难。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每当逃亡的船舶开航,难童们就不禁唱起这首《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们从武汉启程,辗转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六百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在这些保育体系外,还活跃着各类民间保育力量。如重庆北碚慈幼院。该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所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系陶行知同窗,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国际红十字会体制下,从湖北收罗难童入川,在寺院开办难童收容场所。孙科、宋美龄等人时常前往演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抢救中国少年(4)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国民政府进入积蓄力量阶段,迫在眉睫的是扩大兵员。但招募新兵却遭到民众的抵制,国民政府只好抓壮丁强迫百姓入伍。而中国军队的失利,使国统区的抗战热情降到最低点。冯玉祥提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把积蓄力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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