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着生活现实的一面，彻底地俗化自己。
那时候，媒体正在爆炒胡雪岩和韦尔奇，批判“红顶商人”的言论正当道，而举国的企业家和媒体都在推崇韦尔奇。胡雪岩成了韦尔奇的反面，成了韦尔奇的对立者，成了中国传统糟粕在经济领域的代表。看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要做韦尔奇还是要做胡雪岩”、“明里韦尔奇，暗里胡雪岩”、“游走在韦尔奇与胡雪岩之间”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人都将胡雪岩视做现代管理的对立面，视做应该抛弃与打倒的传统。各个地方“红顶商人”的披露屡见不鲜，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先以“红顶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后便是在应有之义上一通批判，肯定不会有错，而且很时髦。胡雪岩被认为是“红顶商人”的始作俑者，是他们的祖师爷，自然逃脱不了干系，注定了陪葬的命。
而曾国藩死后的命运，与他有生之年相比，一点也不输于灿烂，一点也不输于波折，一点也不输于跌宕起伏。先是被认为儒家的最后一位圣人，直追孔孟，誉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然后是被骂做汉奸；然后是刽子手；然后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后兴起的学“曾”。媒体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争论。
这样的熙熙攘攘看得多了，吵闹过后，热闹过后，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反感，反感而后有批判，要批判然后有思考，我不禁思考起这两个人来：胡雪岩和曾国藩。
他们两个，论出身，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算不上什么名门，都是草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一步步自己进行积累，以取得一点成绩。
胡雪岩，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钱庄的跑腿，做一些擦桌子倒夜壶的事情，即使在钱庄，他也是底层人了，比他好的何止千百，除了那些穿短打的，长衫里面胡雪岩恐怕是最末的了，但是，数十年后，胡雪岩成了财神，那些许许多多比他起点高的人，依旧在原来的地方踏步不前，甚至有的一代不如一代。
曾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个农家子弟，几次考试不中，最后一次，以同进士被录取。在朝廷中步步如履薄冰。后来书生带兵，从中谋得了自己的位置，一家两人封侯，成为天子之下的第一家，他自己，一个人影响了湖南数百年的运数，一直到现在。死后被皇帝谥为“曾文正公”。
“红顶商人”，是由“红顶”和“商人”两个词组成，不论你是先“红顶”而后成“商人”，还是先“商人”而后得“红顶”，都表明了一种事态，那就是官与商的结合。这自然是不好的，但放在胡雪岩身上来讲，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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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2）
商人都是追逐利润的。马克思说：“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胡雪岩由一个商人而戴上红顶子，于他自己而言是极不愿意的，于他的利益而言又是必需的。于是，从这个行为中，我们能窥探到的实质是：当时朝廷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当时朝廷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干涉，当时朝廷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让普通的百姓战战兢兢，让百姓不得不将过多的注意力转向朝廷。正是这些控制和干涉，使得处于其中的胡雪岩不得不去适应，采取与官府合作，戴上红顶子。其实，当时的其他商人无不是如此。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胡雪岩的行为不过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的行为。
从胡雪岩的起步看，他靠的是支持王有龄；从胡雪岩的发达看，他靠的是投靠左宗棠。但这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