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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的万言书开篇就点明了大明帝国的专制恐怖统治，指出了帝国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状。这篇万言书同时指出了贤者沉于下僚，昏庸者出任长官的黑暗事实。“杀人埋尸的凶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辈，早上刚刚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因此贤者羞与他们为伍，庸人都效仿他们处世的方法。”
解缙这篇万言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批判了明帝国司法体系中野蛮的连坐制度，为无辜的妇孺呼唤人权：“给人加罪不应罪及妻女，惩罚不应连及后代。连坐起于秦代的法律，诛杀子女是因为伪书。当今之为善者妻子儿女未必得蒙恩宠，而有过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会一并给他们加罪。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而法律又有将妇女配给功臣一条，听任他们已经不义，又怎样要求她们保持节义呢。这正是风俗转变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条一样，一边表面上夸夸解缙有才华，一边什么也不做，让万言书如同废纸。帝国践踏人权的野蛮的司法制度，是不会因为文人官员的呼吁而有丝毫放松的。恐怖，放大恐怖，正是专制体制所要追求的效果。
解缙在朝，既不懂得韬光养晦之策，又不能闭上直言之嘴；既不会像清代的刘墉、纪晓岚那样玩低调谨慎的伺上之策，也不会清代官吏曹振墉等人“多磕头，少说话”的妙法，相反自以为才智至高，上朝都敢对答，又好品评人物，管不住嘴巴，无所顾忌，朝臣多嫉妒他受宠，这就为他日后的倒下埋下了伏笔。
在明太祖的时代，解缙就因为其个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经到兵部去索要奴隶，出言傲慢。尚书沈潜报告皇帝，皇帝说：“解缙敢玩世而放肆吗？”于是改任解缙为御史。当了御史的解缙仍不老实，李善长因为“谋反集团”的案子被诛杀，解缙居然辨不明政治风向，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鸣冤叫屈的上告信，并上奏到皇帝那里。他还帮人起草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当时近臣之父都可以觐见皇帝，皇帝对解缙的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的儿子回去，让他进一步学习，十年之后再来，大用未晚。”
解缙一回家就是八年，但这八年并没有使一个才子学会如何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缩头乌龟，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缙上京奏事，拜见了皇太子后返回。随后，被人诬陷。朱棣既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对皇太子的权力也很警惕，于是，听从了谗言，将解缙下狱。
过了近五年，锦衣卫统帅纪纲呈上囚犯花名册，朱棣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在世上吗？”纪纲于是将解缙灌醉后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缙死后即被抄家，妻儿宗族都被发往辽东。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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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明帝国在文明史上的遗踪，凌沧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国建立后，已经沦为半野蛮化。
半野蛮化体现在帝国统治者的观念上，体现在政治、风俗、行政体制上，体现在人权、自由指数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汉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汉帝国的刘邦先生，也是一亭长，好歹是国家的底层管理人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彻底的农民，识字不多，注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灵魂深处的自卑。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让人蔑视和憎恨。而农民元首的卑微出身，注定要被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蔑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