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送去劳动。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丁玲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当然属“头面人物”。经全国政协讨论，按六类处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丁玲夫妇两人安静地坐在寂寞的家里，他们在考虑：今后怎么办？
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建设图片，她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只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
陈明说：“我们都作了这样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3）
丁玲又恢复了她那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爽朗性格，说：“中国有句绿林豪杰的壮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迅不是早就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陈明为丁玲担忧：“我先走了，你身体又不好，怎么办？”
“你去吧！”丁玲说，“不要不放心我。”
陈明征求丁玲的意见，是不是把他将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
丁玲连忙阻止说：“不要说了。说了，会照顾你，把你留下来。我们俩不是都心甘情愿地要到东北去嘛！”
陈明临行前一天，老两口凄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张临别合影……
陈明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又把他正在整理的丁玲生前最后一部遗作《风雪人间》的手稿，交给我看。我默默地读着，我的眼睛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