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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追悼会其实就是走一个过场，已经变成一句冰冷尸体的阿赫罗梅耶夫，静静地躺在水晶棺材里，作为一个以往经常作报告的人，他现在只能听别人给他宣读生平简介了。
主持追悼会的，是切尔温纳海军元帅，他从阿赫罗梅耶夫参军说起，一直讲到两天前，其间，这位海军老远帅叙述的口吻一直很平静，让人咋一听上去，不像是在听悼文，而更像是在
——一个老兵用一生的精力所谱写的真实故事。戎林弹雨中的热血笙歌，有千军万马中的从容淡定也有英雄迟暮的悲怆无奈。尤其是在转读阿赫罗梅耶夫那封遗书的时候，“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了，”这一句话中，更是真实的投射出了一番令人感慨万千的无奈——“老兵永不死，只是见凋零。”
尽管体会不到这些老兵对苏联国家的那份感情，对阿赫罗梅耶夫这种不识时务的做法也不认同，但是在看了这些未经剪辑的节目之后，郭守云多少也感觉到几分感慨。他恍恍惚惚的认识到，一个国家，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政权，其实和一个人没什么区别，从出生到成长，再到壮年到迟暮，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生老病死的规律，不仅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摆脱，一个政权同样也无法摆脱。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苏联政府、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政权，一个执政党，它们显然是染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堪称是病入膏肓。在这种情况下，一大堆人冒出来，要给它们治病，要用药去疾。但是每个人所提出的医治方法都不同，有人提倡用本国土方，一点点的医、一步步的治；有人反对，认为这样见效太慢，应该用猛药，伐髓易经，而西医、西药则是最好的选择；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土方不好，西医也不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本土的大夫看病，用西药来去根。
这一群赤脚医生，守着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为出手如何诊治的问题大打出手、纠缠不清，你给病人喂点草药，我就给他来上两针，土方西药交替使用，今天换个美国大夫，明天找个高加索医生。
郭守云琢磨着，这些赤脚医生估计都不是为了给病人治病的，他们都是为了来争夺遗产的才对。
现在好了，病人终于寿终正寝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瓜分遗产、倒卖病人器官了，这原本应该就是一群赤脚医生们早就商量好的解决了，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阿赫罗梅耶夫作为一个从十八岁从军的老兵，却不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还最终选择了一条死路，值得吗？
不说别人，反正郭守云觉得不值。
莫斯科记拍摄的最后一幕，是阿赫罗梅耶夫躺在水晶棺里，几位勋章满胸的老将军上前，将一面苏联国旗覆盖在他的遗体上。元帅的遗孀手扶棺沿，颤颤巍巍的哭诉：“他从1８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
“哎，这不是为阿赫罗梅耶夫一个人办的追悼会，这是为一个叫苏联的国家所开办的追悼会。”带着几分唏嘘，郭守云从沙上站起来。他拍拍手，抖了抖肩膀，叹口气说道，“尼基塔，你刚才说的很对，这份东西的政治倾向性太明显了。”
“那先生您的意思是？”尼基塔将最后一份盒带从录像机里退出来，试探着问道。
“我的意思是，正因为这份东西的政治倾向性太明显，所以咱们才必须，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做成一个专题来。”微微一笑，郭守云说道，“就像阿赫罗梅耶夫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迟早要有人对苏联的分裂负责。’这个责任谁来负？肯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