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第五节护送大院君返国
是年秋九月，袁世凯奉清廷命，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名曰大赦还乡。
“是年，释李罡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清史稿》卷三一三）
“袁自与日本开衅，由朝鲜解职归国后，屡上书言朝鲜事，以此于李鸿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学无术，置弗答。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廷议遣回，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竭力献媚，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谓为夙孚人望，鸿章笑颔之。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托为说项，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袁临行时，忽请率兵往，鸿章斥曰：‘中国已与日本订约，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尔未闻耶？’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震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此事我如直陈，即天恩高厚，不加征伐，亦必派大臣监国。即我辞，而国家人材众多，必另简贤员，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为王曲讳也。韩王大恐，使金允植再求袁计。袁密告金曰，王果改过自新，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请派贤员襄理朝政，非此不明心迹，然亦实于贵国有益。金等揣知袁意，请其王函达李鸿章，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与韩王笔谈札记：
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