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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发生了一次支票事件。
在为诊所的用品开支票时,维奥莱特出了点错。发票上是四十五美元,她把数字弄反了,支票上写了五十四美元,并将支票留在诺亚的桌上等他签字。实际上,这点错毫无关系,因超出部分将成为下个月开销的已付款项。
但是诺亚气冲冲地闯进候诊处,手里拿着那张支票向维奥莱特大叫,“你这不要脸的笨蛋!你把我的钱乱扔,想要我破产吗?”
安德鲁恰在这时走进诊所,几乎不相信他所听见的话。看来,维奥莱特也是这样。她站起身来,庄严地回答,“汤森大夫,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我也不想再听这样的话。我这就走,不再回来了。”
安德鲁刚想插话,诺亚厉声说,“不用你管!”维奥莱特说,“谢谢你,乔丹大夫,但是我再也不会在这儿干了。”
第二天,安德鲁想和诺亚谈谈这件事,但这位长者只是大嚷,“她不尽职。我另雇了一个;她明天就来上班。”
如果这几件事不是这样毫无关联,或者一件接一件地紧挨着的话,安德鲁还要担心些。但他对自己这样解释:人越来越老时,工作方面以及日常生活的压力都会使绷紧的神经发作,使脾气古怪。归根结底,这也是人类的特征。安德鲁自己有时也觉得那种压力,但虽想发火,结果还是控制住了。看来,诺亚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尽管如此,这几件事仍使他烦恼。
西莉亚在事业方面的进展却顺利得多。
一九六○年二月的一天,西莉亚抛开她负责的推销业务到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去办点事。萨姆·霍索恩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萨姆显得很轻松,招呼西莉亚很热情。看来国内销售部这副担子并没把他累垮,她感到,这是个好迹象。根据她自己的长远规划,这也是个可喜的迹象。但萨姆的头发显然越来越稀疏;再过一年,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头发可能全秃光了,不过他配上秃顶倒也合适。
“我想见你,是为了国内销售部开会的事,”他宣称。
西莉亚已经知道,费尔丁·罗思两年一次的销售工作会议,将于四月份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饭店举行。会议对外不公开,参加者有公司所有的国内推销人员和国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三天会议期间,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首脑人物也都要出席。
“我也想去开会,”西莉亚说。“但愿你不是来告诉我那个会只许男人参加。”
“不但不是只许男人参加,而且头儿们要你在会上发言。”
“我愿意,”西莉亚说。
萨姆冷冰冰地说,“我料定你愿意的。现在,看看讲什么题目。我曾和伊莱·坎珀唐谈过,他和其他人都希望听你描绘一下你推销药品的经验体会——从女性的角度。建议你的讲题为:‘一个妇女看待新药推销的问题’。”
“我又不能照本宣科,”西莉亚说,“不过,就讲这题目吧。”
“你的讲话要一直很轻松,可能的话幽默一点儿,”萨姆继续说。“不要讲愁人的或严肃的事情。不要讲容易引起争论的事情。十到十五分钟就足够了。”
西莉亚沉思着说,“……我知道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起个草送来,我看过后提点意见。”
“我会记住你这话的,”西莉亚说,她已经对如何发言有些想法了,根本不打算写出来给谁过目批准。
“你那地区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好,”萨姆赞扬她。“坚持下去!”
“我也这样想,”她承认说,“但要是有些新药就更好了。顺便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