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顾颉刚任副主任委员（后来，顾颉刚转请韩儒林任之，细节不详述），凡此均可想见朱家骅对于“边疆”事务的热心。此刻，出于自己本身的关怀，又有蒋介石的一席言，加上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的鼓吹，朱家骅显然不愿让中研院在这波逐“西北”之浪的队伍里缺席，于是，社科所便成为这波意欲让学术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的先锋部队，用陶孟和自己的话来说，“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
然而，在战争期间要让社科所扮演好这个“服务国家”的角色，又得与“最高当局”的个人意志相配合，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涉及相关事务实在繁杂困难之至。首先，既然蒋介石委员长喊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陶孟和就拟了计划，打算把社科所搬到兰州去，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请蒋廷黻转给蒋委员长，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蒋介石同意了，却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蒋廷黻告诉陶孟和，“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做，止是牌子推于兰州以西云云”。实际上，在李庄的社科所，根本不打算搬，“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此后，社科所应当又多兰州一个据点了。不料，“天威难测”，“最高当局”最后指示，所谓兰州“以西”的地方，居然是酒泉。这下子麻烦就来了，据傅斯年提供给朱家骅的意见：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按：兰州），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虽不以社科所此举为然，却因此事并“不关史语所，亦未注意也”，所以还对陶孟和直接“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不料，等到社科所因之而要广聘人才之际，傅斯年顿觉苗头不对，开始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恐将有重复之病矣。原来，他早与陶孟和有“君子之约”，主要内容是“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因此，史语所的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就被他阻止了。现在，陶孟和想聘用的李安宅、费孝通与韩儒林等人的工作主题或范围，正是史语所原来成员各有专精者。如此一来，傅斯年以为“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便与陶孟和开始交涉。遗憾的是，双方沟通不良，终至以函件相征伐，在纸上“兵戎相见”。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8）
陶孟和生气的是，自己“受命进行西北工作”，计划进行并不顺遂，没想到傅斯年居然还来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难不成是说自己没资格主持这件事吗？他在信里对傅斯年这么说：
……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他在另一封信里的一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则更可能让傅斯年的血压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责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