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5〕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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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2）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6〕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7〕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