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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曾经听说他户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妈、还有两个兄妹，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身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
我是在区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春的。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物，富春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口中还不断在嘀咕着，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进入他视线的东西的眼神，则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富春眯着眼，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敏感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成了搭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富春总是守在我身旁。富春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做生意，根本也碍不着谁——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强力的支柱；富春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
我们俩精力充沛地找事做，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最常干的就是打劫“同胞”。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我都会先调查一番，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就轮到富春上场。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物给揍一顿，再把钱包给拿回来。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蛋的鸡。每当富春抢到了钱包，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干线的车票或飞机票。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注：收购车票、礼券等的黑市）的话，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接下来，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买童装是干这行的诀窍，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迟早会被发现，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等个两三天后，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我教她们说，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时朋友送的礼物，但是孩子穿不合身，可否要求退款。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根本懒得查，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交到她们手里。
当然，这些礼券就拿去金券屋折现。扣掉给这些女人的酬劳，剩下的就是我和富春的份了。我们俩四六分帐，他四我六。
富春也知道在这世界上，动脑比用拳头来得重要，所以我们并没有抱怨过。
我们算是对好搭档。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尽量避免碰面，但是富春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我是了如指掌。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一直走霉运的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了。
但是富春终于给我带来了困扰：他的暴力倾向超乎想像地开始爆发了。有一天，富春把一个猎物打死了。虽然根本不必搞得这么大，但是一旦开了杀戒，富春就变得嗜血如命。不管我怎么劝，他还是杀红了眼。后来条子追得紧了，我们只得避避风头。
我用和富春一起作买卖时存的钱买下了这家店，为着等这阵暴风吹过。但富春可不同。他成了一个论件计酬的杀手，而且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似乎只要是能杀人，即使没钱收他都肯干。富春的心里好像失落了些什么，而剥夺这些东西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
虽然富春常向人提起他在中国时的往事，但对来日本以后的事则几乎绝口不提。
“我在日本念的第一所学校，简直就是狗屎。”
只有一次，喝醉的富春向我提起往事。
“我在那儿可被整惨了。他们说我明明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