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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作品（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历史的误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在南京这段事实。陈明回忆说：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前几年，康生就蓄意在这段本来已经很清楚的历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脸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当时曾为此事去枣园见过毛主席。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爽朗地笑着对丁玲说：“你逃出南京国民党监狱，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来，你到保安我就写了一首词欢迎你嘛！你还记得么！‘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嘛！是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组织部找陈云同志谈谈就可以了。”毛主席还曾对丁玲说过：“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不解地问：“我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丁玲才弄明白，原来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锅”。1979年，有关方面为错定丁玲是“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错划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党籍。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务绑架关押的这段事实，尚未作明确结论，留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关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读者，在多少次交谈中，在电话中，在书信中问起这件事，都替她鸣不平，希望她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国内外读者。她感动，她感激，但她对陈明说：“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头上泼了不少脏水，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可受委屈，党还没有为我这段历史做结论，我就不能背着党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书记处已批准，正式发文，彻底恢复她的名誉。随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签发的、印着“中央组织部文件”几个鲜红大字的文件。捧着它，丁玲的双手，在微微地抖动。
她十分郑重地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一行铅印的大字展现在她面前：“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读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颗跳动的心在读。她几乎是屏住呼吸，读着党中央给她做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接着，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