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好啊。什么时候我们能收藏这幅画？”茜西急不可耐地问我。
“很抱歉，”我说，“如果说真有达利杰作存在的话，这就是其中之一了。不幸的是，你们不能收藏它，现在还不行。你们必须有耐心。这幅画借给美国一家顶级博物馆展出。等这次展览结束了，它将运往巴黎的保罗·理查德基金会、格拉斯哥艺术画廊、苏格兰的博物馆和东京南明奈艺术博物馆，最后它将在菲格拉斯的达利博物馆作它的西班牙首展。”我摇了摇头，“不错，需要花很多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请你们不要担心。在你们跟我谈话的此时此刻，你们手里已经拥有了财富。想象一下……你们的画将在全世界的博物馆目录上登出彩色照片。《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法国《世界报》，还有日本的什么什么时报，都将报道这幅画并赞美它。它将出现在各地的电视上。成千上万的艺术爱好者将目睹它的风采。你们现在付一百万美元。等到这些展览都结束了，你们这幅达利油画的价值将增长三倍。”
他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我的话。
“你这么想吗？”
“不是想，我从不凭空瞎想。我有把握。”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两三年吧？也许得四年。”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既贪婪又失望的神情。
“现在就把这幅画给我们！”他们急切地说。
我必须做点什么了。不得不赌一把且速战速决。我把一捆崭新的美钞装进口袋，把剩下的一捆捆钱塞进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和码在桌上。我把那本达利作品博物馆收藏目录给了那男的，光滑的页面上印有那幅油画。
“我他妈的拿这本书有什么用？”牛仔裤制造商喊道。
我用力撕下博物馆收藏目录上的那幅《最后的晚餐》，把这张光滑的有点皱巴的纸递给这两位新拥有它的人。
“把它镶在镜框里，”我说，“好好欣赏欣赏。”
达利的骗局 二（1）
我紧张得要命。一百万美元啊。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一大笔钱，其中10％归我，这样的收入可是前所未有。此时我的收入已是当年做《全景》周刊的好莱坞记者时的15倍，还有慷慨的个人花销补贴。我把归我的佣金存进我的安特卫普银行账户。至于其他的钱，我想尽快存进一家免税的日内瓦银行。我们公司的总部就设在日内瓦机场附近的一个豪华办公区，在平坦的楼顶上，巨大的、用灯装饰的IIC标志离得老远就能看见，从事人们常说的—销售业务。大楼里主要的 IIC办公室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房间，只有一部电话、一张桌子和两张廉价的“宜家”牌子的椅子。
我们总裁做事雷厉风行。他向当地最好的熟食店订了三十份火腿奶酪三明治（公司里的女打字员和女秘书也要跟着旅行），与一家满足本地商业社区需求的飞机租借公司谈妥租用飞机事宜。不到半个小时，一架外形优美的“利尔喷气”就载着我们从安特卫普飞往瑞士。走私钱容易得就像运送苹果馅饼。我把成捆的钱塞进一个带轮子的“新秀丽”名牌手提箱里，箱子沉重，简直就是一路推到了飞机上。
箱子在铺柏油的碎石路面上咯咯咔咔顺利前行，因为私人飞机在任何地方都易于逃避边境监控规定的管束。飞机驾驶员所需要提交的就是一份署名的声明：据他所知，登机的人中没有人患有传染性疾病。我们的航程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从机场乘出租车去了日内瓦四百家银行中的一家，把钱存进了一个瑞士编号的账户。不用说，这笔钱就永远销声匿迹了。
到达一个小时后，我们挤在总部那个房间里准备用午餐。咖啡和威士忌都端进来了，可没有三明治。
“该死的！我们忘了取三明治了！”一个秘书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