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聖公會教徒與長老派教徒合作建立了國王學院（即後來的哥倫比亞大
學）和費城學院（即後來的賓夕法尼亞大學）。
每個由某一教派自建的學院，是所有其他教派自建學院的另一個充分理
由，即要使更多的美利堅人擺脫自己競爭者的虛偽說教。而所有這些教派學
院叉為宗教與教育分離論者自建學院提供了這麼許多充分的理由，即要把青
年從愚昧的教條中拯救出來。這是個加速運動，一旦開始便難停止，僅在美
國革命的艱難歲月里才受到耽擱。1746 到 1769 年間，殖民地建立的學院為
前一百年的兩倍，而 1769 到 1789 年間，又比前二十年增長一倍，並如此不
斷髮展著。這個運動勢頭正猛，似仍下會停頓下來。
這種競爭附帶造成一種自由化的影響。儘管建校的那個教派可望控制學
校，但卻不敢加以壟斷。在美洲的條件下，十八世紀下半葉日益激化的宗教
對抗實際造成了跨教派的管理機構。雖然學院院長通常來自占主導地位的教
派，但通常必須為安撫敵對教派而讓它們的代表參加理事會。國王學院是一
個聖公會的學校，但其首屆管理委員會包括了四個其他教派的牧師；布朗學
院的管理委員會儘管是浸禮會教徒主持，但其成員中也有許多公理會、聖公
會及貴格會教徒。賓夕法尼亞大學（它是從一個非教派學院發展起來的）的
二十四個理事中，六人代表了所有主要教派，包括羅馬天主教。
在這許多新學校之間興起了招徐學生的激烈競爭，因為在地廣人稀的美
洲，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有任何一個教派能單獨提供一個學院所需要的全部學
生。因而，殖民地時期的美洲學院不得已都不對入學學生進行宗教考試。由
此，一種非教派主義‐‐它井非抽象的信仰自由理論的產物‐‐成為美洲高
等教育的理想。埃茲拉&iddot;斯泰爾斯對此作了典型的表述。他於 1778 年出任
那魯學院院長，當時該學院依然受著冥頑不靈的托馬斯&iddot;克拉普（他在 1740
至 1766 年間任院長）的狹隘正統觀念的折磨。斯泰爾斯的寬容有助於復興
該學院。他自然承認自己主觀上偏愛公理會派，但卻不敢受其支配。
在新教的所有教派中都有如此之多的純潔的基督徒，我以自己的寬厚友好之情熱情地擁抱他
們。每個教派都有如此之多的欠缺之處，所有各派都需容忍並友好相處。我不打算將自己的任
期消耗於派別紛爭，我將以主要精力抵制任何教派追求至高無上和優越地位的全部要求和努
力，同時將促進和平、融洽與友善。
美洲殖民地已然開始發現多樣性中包含著安全。僅在十年之後，《聯邦
黨人》（第五十一篇）的作者以預言般的智慧評論道：&ldo;在一個自由政府中，
公民權利的保障必須同宗教權利的保障一樣。它在一個場合存在於利益的多
樣性之中，在另一個場合則存在於教派的多樣性之中。&rdo;十八世紀美洲的教
派增多和宗教熱忱增長，已經產生了未曾預見和未經籌劃（常常也是未如人
願）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一個教派都缺乏強制的力量，而全都明智地&ldo;選擇&rdo;
了以理服人的做法。
地理距離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