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便不指挥作战，田永敏的能力，也不是一个军事学校的“总办”能够局限的。
他在长州藩主持的军制改革，不仅仅是军事制度上的脱胎换骨，还是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村益次郎废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马廻众”制度。
所谓“马廻众”，就是骑马围绕在主公周围的亲兵。大名的叫“马廻众”，幕府将军的叫“旗本”。长州藩的“马廻众”制度，又称“八组制度”，由八家重臣世袭藩主的“马廻众”——其实就是由这八家子弟世代垄断藩军的各级官职。
因此，对长州藩来说，“八组制度”不仅确定了军制的格局，还是整个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根基：大名居中，八大家族环绕拱卫，共同统治长州。
旧藩军就是由这八大家族的私兵组成的，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挥，通通解散，连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然后，以“奇兵队”等“诸队”为骨干，再选拔旧藩军之精锐者，重新编成军政、军令一统的新藩军。
选用军官上面，一手将大村提拔起来的高杉晋作，首先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界限，但好歹还弄了个“武士”和“匹夫”的袖标，以示区别。可大村益次郎更进一步，连这个袖标也不要了，彻底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限制，晋升选拔，不问出身，全看能力。
如此一来，不但军制彻头彻尾地变过了，长州藩的整个政治、社会利益格局，亦重新洗牌来过。
商人、低级武士、小作坊主、农民，一股股新鲜血液，呼啸着注入长州的肌体，长州脱胎换骨了。
原时空，长州能够以一藩之力，打败幕府倾国来攻，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原因。
大村益次郎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废除“马廻众”制度，等于在强敌压境之下，以“强军”的名义，为长州藩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甚至，关卓凡以为，可以这么说：近现代日本国家之滥觞，亦由大村益次郎废“马廻众”制度而来。
如此一个人才，只要能够保证他的忠诚，为什么不予重用？
办陆军军事学校之外，关卓凡的心目中，田永敏是定位为“军师”的——参赞一切，并不局限于军事。
那么，能不能保证他的忠诚呢？
能。
关卓凡说的“忠诚”，并非要田永敏为他本人上刀山、下火海，而是：能否抛弃残存的日本族群认同，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
能。
首先，大村益次郎不是一个武士。
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维、行为。
大村益次郎说过这么一句话：“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
他的脑子中，全然没有“武士之道”这根弦，在幕末一大群狂热的牛人中，这是极其另类的。
在当时的日本，没有武士身份的自我认同，就不大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因为不存在明确的效忠的对象。
大村益次郎因此成为了一位“政治上的沉默者”。
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尊王”、“攘夷”、“佐幕”、“倒幕”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
他是长州人，却由宇和岛藩入仕。在幕末门户森严而对立的政治格局中，大村益次郎没有表现过任何明显的“门户之见”。
大村是一个“士”，但不是“武士”，他更像春秋战国的“游士”。只不过，他不靠嘴皮子过日子。
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大村益次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术官僚”。
这个时代，日本的国家认同，还远未形成——也许永远也形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