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与民争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这个“利”字时，总是心虚气短，顺着反对者的思路说话，辩解“俺这不叫言利”，“俺这不是在与民争利”。关卓凡的对策，是彻底打翻这个套路：老子就是要赚钱，老子就该赚钱，怎么着吧？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拦着，哦，你就别拿工资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个，就是地脉、风水、龙王、河伯这套东西。
这个要比第一个麻烦得多，这是观念甚至是信仰层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连两宫皇太后都笃信的，绝非一两次会议扣扣大帽子就能解决，甚至，永远也解决不了。事实上，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依然是现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关卓凡至少要保证，政府对神灵们，只是一种“虚祭”，和具体政策、事务，不发生任何直接牵连。
所以，在论政之时，政府官员不可以把这些东东拿到台面上来，不可以拿这些怪力乱神，干扰国家大政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问题上，关卓凡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的。早期的儒家学说，确实不讲究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应”这一套，是到了汉朝才真正兴起来的。不过，那个时候，还玩的比较“虚”，像徐应祥这样，直接扯什么“龙王”“河伯”，实在是等而下之了。
会上，关卓凡抛出的最大一顶“帽子”，是“报君父之仇”。
“报君父之仇”就要“师夷长技”，洋务就是“夷之长技”，谁反对俺办洋务，谁就是反对“报君父之仇”——请问这顶“大帽子”，谁戴得起呢？
还有，这个口号，就像岳飞的“迎还二圣”，有很强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听在耳朵里，固然像吃了兴奋剂；汉员和普通老百姓，出于当时的基本政治观念，也很容易接受。
这个说法，如果传到英吉利、法兰西那儿，可能多少引起一点紧张，但人家不见得会多么在意，最多解释一下：这只是为了游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支持“洋务”的权宜之计，咳咳，国内政治嘛，你们懂的——这正是为了咱们两国更好更顺畅地合作啊。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慷慨激昂，传到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母后皇太后，像当初听到查塔努加大捷的消息一样，潸然泪下；圣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湿润了。
*（未完待续。。）
第二十三章 家祭无忘告乃翁
关卓凡“报君父之仇”这几个字，静夜钟磬，金石作声，两位年轻的太后心弦震荡，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个宗室，甚至整个朝廷，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
英法内犯，仓皇出狩，颠沛流离，旦夕数惊。内外交困之下，痛愁忧苦之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一天天形销骨立，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妇，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无以自存。
而圆明园，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