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５0％以下。这表明，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不是农民当“候鸟式”的农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但远远未完成这一过程。要加速这一过程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绝不是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所能解决的。就业最大的部门在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将来吸收农民最有潜力的部门。从企业来看，吸收劳动力最大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极其重要。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在现实中，一说保增长，就是投资于大型项目，就是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看来，我们应该按增加就业的思路来调整产业结构，把就业而不是增长作为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富民。
农民的就业不仅取决于机会，还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失业与空位并存”是当前中国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许多地方对农民进行就业培训，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成人识字率已达70％以上。政府始终重视基础教育。我参观过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学，其设施比中国现在许多小学都要强。农民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迅速拥有在城市就业的一技之长，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农村不少基础教育是有“量”而无“质”，这更加大了农民就业的难度。教育不是消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这种投资更重要。
当然，无论有多少农民进入城市，一个社会总还要有农业，仍然有人当农民。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在于走规模经济之路。不过这种规模经济不能走强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场化之路。市场化之路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兼并，实现大农业。兼并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与设备，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可以由农民进行，也可以由企业家进行。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农业，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提高经营的集约程度，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种好方法。小农经济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长期中消灭城乡差别之路。这条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实现起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实惠。这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要农产品一涨价就反通胀。农产品涨价并不是通胀。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不高，农产品涨价有利于农业的稳定与农民收入增长。但应该注意的是，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并没有归农民，而是富了各个流通环节。因此需要用市场化的思路理顺农产品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涨价增加农民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是弱者，要改善农民的状况还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植。各国都把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应加大财政对农民支持的力度，如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科研等等。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要加强政府扶植的力度。
农业部领导坦言“农民增收不可高估，城乡差别仍在扩大”，也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希望这种关注变为现实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