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年后依然还要说。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话语吊诡。
一、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的，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
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的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人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 想看书来
民国的三个面相（2）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而内*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被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