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年后依然还要说。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话语吊诡。
一、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的,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
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的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人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 想看书来
民国的三个面相(2)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而内*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被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