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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大院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传承性。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并确定自己乃至自己下一代未来的发展方向。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国企大院文化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传承性。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可以选择考大学、上技校或者参军，这些基本等于已经提前跨入了就业保险箱，因为他们都将“包分配”，享受国家就业体制的为他们带来的保障。没有考上大学、或者对学习没有兴趣、还有一些犯了错误的边缘群体的人们，国企也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那就是接班，子承父业。父亲是钳工，退休了可以解决一个子女接班就业，还干钳工。父亲是搬运工，子女接班也当搬运工，如此等等。但是如果父亲是个当官或者搞技术的，子女接班后在工作、工种的选择空间上或许会大些。为了孩子，这些人拖关系、走后门，买个人情，多半会为孩子谋个清闲、体面地工作，比如说女的当个仓库保管员啦、男的进机关当个办事员什么的。
国企大院文化还具有一种狭隘的区域文化特性与盲目优越性。在这里大家“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有活干、有饭吃、有组织可以依靠、有活动中心可以休闲，慢慢大家形成一种严重的依赖性。加上企业“爱厂爱家”宣传教育理念，使人们不愿去关注“外面的世界”，典型的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说起在某个大厂工作就满怀自豪、眉飞色舞，绝不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在企业工作就皱眉头，有的还多半唉声叹气怪自己当初“决策失误”，放着行政事业单位不进竟然挤破头来到工厂。也难怪，想当初国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头顶金色的光环，身披华丽的外衣，辉煌灿烂自不可言。牢牢的“铁饭碗”和稳定的“组织依靠”，再加上社会资源分配向生产建设一线倾斜，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普遍好过行政事业单位。当时大学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就是进入这样的企业，而很多回城知青、无业青年、学习不好、升学无望的人只好进了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艰难承受着新一轮经济调整和企业改制所带来的阵痛，效益滑至谷底，出现大面积亏损甚至破产。国企辉煌荡然无存，一时间成了落了架的凤凰，很多人沦为下岗职工——成为我们羞于启齿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与前苏联“突然死亡法”式改革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长时间“渐进式”的推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面对残酷的现实，如果说传统国企大院文化的惯性仍然使老一代国企职工充满愤怒、绝望、抱怨和不解的话，那么与此相反的是新一代国企职工已经由无助、无奈开始寻求一种理性的“求生”之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国有企业曾经充满人性温暖的那个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开始回归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并具有人类生命的特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破产的企业、失业的人们，是这场改革必然要付出的成本，然而谁又能说他们没有获得另外一种收益呢？也许更加坚强，也许开始走向成功！
回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依然可以看到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国企大院文化所倡导的那种奉献精神使人们风雨同舟、忍辱负重、忘我牺牲，正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使改革取得最后成功。
我有幸在九十年代搭上了国家就业体制优越性的末班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集团下属一家并不是太好的企业，但是也使我因此获得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不断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我参与和主持了国有企业具有发展里程碑式的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产品结构调整与市场整合等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令我受益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