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康、雍、乾三朝，“股东”的“表决权”，就比例而言。相对于皇帝这个“董事长”降低了。但依然还是“董事”。
同治这么干。等于要把所有的“表决权”，收到“董事长”一人手里。这种行径，真正叫“动摇国本”，即以圣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绝不敢干。他一个刚刚亲政，没有任何真正权力基础的毛头小子，就这么乱来，下场如何。用脚后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帘”的两宫皇太后，不跟皇帝打任何招呼，御弘德殿，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当着皇帝的面，恢复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亲拟的那道撤军机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废，连明发的机会都没有。
这其实相当于一场政变。皇帝的权威大损，两宫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枢。同治心灰意冷，更加纵迹于花街柳巷。直接导致了他的早薨和两宫的再次垂帘。
穆宗的继任人选，有“立长”、“立幼”之争。“立长”皇帝亲政，“立幼”两宫垂帘。
慈禧当然希望“立幼”。但关卓凡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慈禧可以自专的。实在是：一，满洲亲贵被穆宗的糟糕表现吓到了；二，那些已经成年的“爷”，看来看去，没有一个靠谱的。所以，宁肯选择一直善尽职责的两宫皇太后继续执政。
同治亲政，还办过一件极其荒唐的案子。
当时的乌鲁木齐提督叫成禄，镶蓝旗。此人身为乌鲁木齐提督，却滞留甘肃高台，坐视新疆糜烂，前后七年，迁延不进。非但如此，还苛索驻地周围民众钱银三十余万两；士民抗议，成禄居然巫良为匪，纵兵虐杀二百余人，然后上报朝廷，说自己打了一个胜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严劾，成禄“革职拿问”。
但成禄是醇王的私人，如此恶行，最后只拟了一个“斩监候”。
大伙儿都知道，这一“候”，脑袋就算保住了。找个什么机会“加恩”，或等到“大赦”，就可以减刑，甚至释放。
一位甘肃籍的御史，叫吴可读的，悲愤之下，上折力争，内有警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几句话，激怒了同治，以为吴可读欺他年轻，才出此锥心刺耳之语。于是，不但不杀成禄，反倒真要斩吴可读的头了！
这就太荒唐了。
成禄的案由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为这个杀言官，不成了桀纣了吗？
两宫皇太后苦劝，但同治像后来对恭王那样，发了牛脾气，生母的话固然不听，一向敬爱的母后皇太后的话，也不听。
醇王主持，三法司会审，竟真办了吴可读死罪！
到了“画行”的时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阙诺”，缺一不可。就因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吴可读终于逃得一命，改了充军。
关卓凡认为，不客气的说：同治绝对有做桀纣的潜质。他死的早，是中国人的福气；不然，原时空的中国，命途会更加多舛。
慈禧对儿子的教育，虽然竭尽全力，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简单粗暴”，结果完全失败。可以说，他妈的好处，同治一样没学到；他妈的坏处，同治学了个全。
关卓凡想，我来试着改造改造小皇帝；改造不成功的的话，将来这个皇帝，是不好给你做的。
改造——从哪里入手呢？
既然偏执狭隘，赏黜随心而无度，那么，就如倭仁说的，要“广心胸，守制度”；然后，“天子将身为天下法则”。只不过，倭仁那一套，小皇帝听都听不懂，自然谈不上听不听得进去。关卓凡要用小皇帝听得懂的、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