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感”，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现实可感，便于学习。事实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才，确实常常成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励自己子女的榜样。如果这样的榜样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我们这个社会就既能够积极进取、相互竞争，也能够互帮互助、诚信友爱，我们就能够建构一个健康的和谐社会。
与中产阶层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层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尔的《格调》、布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层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层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层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层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层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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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3）
中国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层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层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将住房转化成了再分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人口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住房建设，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几口人挤在一间屋里的年代。以上海为例，这个昔日的繁华之都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从1949年的3�7平方米，降至1963年的2�2平方米，Xiaoming Chen & Xiaoyuan Gao； “Urban Economic Reform and Public� Housing Investment in China”； Urban Affairs Quarterly；No�1（September 1993）； p�120�即使是改革开放18年后的1996年也不过人均8�7平方米。在那个时代，在全国人民羡慕上海的工业用品的同时，上海人“鸽子笼”式的住宅也成为全国人民诟病的对象。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奇迹出现了。当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伴随着上海中产阶层的增长同步而来时，购买商品房很快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
人均GDP在5000美元的上海人，商品房个人购买比例从2000～2003连续四年超过了90％，2003年商品房竣工量、销售量和存量房交易量分别首次超过2000万平方米，到2004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9�35平米，一跃成为全国之最。陈晓平：《上海人均住房面积达29�35平方米，居内地首位》，《上海青年报》2004年8月9日。而且，没有人想到的是，上海住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