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层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层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大批的进城民工会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