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的话很少，她几乎是我见过的说话最少的女人，没有之一，一直到我二十好几了，我都还有点憷她，不为别的，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和她交流，虽然我经常去她家，但和她在一起，我还是有点压抑。我姨家很小，一个巴掌大的小院和两套小房，北边的住人，南面的放些杂物，我姨家的院子里，常年堆着长短各异的木头，大大小小的煤块，塑料管铅丝棉纱等等，这些都是她在上下班的路上捡来的。我们的小城是个煤矿城市，运煤的和拉木材的火车成天的飞驰在城市的东南面，火车上常有木材煤块滚落下来，走在火车道旁的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收获，我们出来进去总是随身带着的兜子里，回家时必定是满当当沉甸甸的，假使说谁家从来没在道边捡到过这些杂物，那他家一定是不缺钱，或者他不是我们小城的人。 “姨，你堆的这些东西咋还不卖啊？”小时候每每我来到我姨家，总是要这么问她。 “不急。”我姨笑一下说。其实我知道，她在等着寻个好价钱，在等待那些“不太算计的”寻街串巷的买卖人，他们的挑担里有我们需要的针线包，牙膏，铅笔和橡皮，也等着那些卖米卖豆腐的，等着那些人心情好时，我们或许能多换一颗糖，又或者多得到一把瓜子，我姨每次都会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所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塑料管铅丝之类的东西，可是我们小时候手里的宝，用它们，换来了我们儿时无限的满足和向往。 “姨，你咋又捡了这么多啊，院子里都快装不下了。”长大后我依然这样问我姨，我姨家的木材多了，砖头也多了，几乎堆了半个院子，小院儿变的更小了，仿佛我们一转身，就要碰到墙壁一样。 “留着给明明打家具用。”我姨还是笑一下。 “你想的可真远啊。”我说，我的表弟明明那时候不过十五六岁。 “快。” “哦。”我点着头，看着墙角那些粗粗细细摆放整齐的木头说，我不知道我姨是怎样把它们拉回来的，每每我问她，她总是说： “给他们五分或八分钱，租用下他们的架子车，我自己拉回来的。”我姨嘴里的他们，是指卖菜的，卖煤的，或许还有卖甜杆的。小时候我并不觉得那是件难事，在我眼里，我姨无所不能，扛木头，背煤坯，锤房顶，盘炕，万事不求人，虽然她家里没有男人，我姨却把日子过的一点都不比别人差，甚至还好于旁人，长大后我却常想，我姨得使了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那些沉重的东西弄回家。我姨家住在我们小城的最高点，我们的小城是个山区，长长陡陡的坡道我们走起来都费劲，可我姨却拉着架子车不知上来下去的要多少回，我想象不出来我姨是怎样的吃力的爬着高坡又溜下低谷，我也不知道汗水是不是每次都湿透了她的衣衫，我更不知道，假使她上坡拉不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在车后帮她推上一把，那样她的心里该有多温暖... 我姨长的挺高，有一米七，说不上有多漂亮，但很奈看，她非常的能干，她是我见过的最任劳任怨且从不抱怨的女人，和我姥姥我姨姥姥一模一样——我常听上一辈的人这样评价我姥姥和我姨姥姥，在我心里，她们仨从品德到性格都是那么优秀。 说也奇怪，我姨家特别爱招小偷，小时候，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听见我姨念叨： “刚开的支，又丢了。” “才买的话匣子，也找不见了。” “唉！”我姥姥和我大舅听了后，总是深深的叹一口气，无比心疼又无可奈何的看着我姨说：“丢就丢吧，去财免灾。” “嗯。”我姨点点头。 “你这回把钱藏哪了？” “碗橱后头。” “这都能让人翻去，准是熟人。” “嗯。” “肯定是熟人，要不然咋知道我姨啥时候开支，又把钱藏到哪里了呢？”我和我大舅家的几个姐姐们也常疑惑着。多奇怪，不管我姨把钱藏到缝纫机里，镜框里，还是被窝垛底下的缝隙里，甚至是炕桌下面的夹层里，都躲不过被偷的厄运，我姨家还经常会少块布料，缺盒点心什么的，就连院子里的木头，煤，也常常丢上一些，以至于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