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还有马毛毡上的每一点汗迹。我们总是等着小琼斯做完他“那一趟”：小琼斯会把所有铁轮都放上他的杠子，我们则带着空空如也的杠子，站在那儿等了又等。打克里夫兰布朗队那几年，两百八十五磅重的小琼斯可以仰举起五百五十磅。他在得瑞时还没那么厉害，但已足够为我奠定仰举的练习目标了。
“你多重？”他问我，“你总知道吧？”我告诉他我多重。他摇着头说：“好，加一倍。”等我加了一倍——大约三百磅——他就说：“好，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得瑞没有练仰举用的长凳，所以我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小琼斯拿起三百磅的杠子，轻轻放在靠近我喉咙的地方——刚好稍微碰到喉结。我两手抓住杠子，手肘往软垫一沉。“举过头。”小琼斯说完就走出举重室去喝水或冲澡，我则躺在杠子下动弹不得——三百磅在我手上纹丝不动。有些个子比我大的学生走进来，看我躺在那里，便用尊敬的口气问我：“呃，你等下会练完吗？”
05 圣诞快乐，1956（3）
“对，我在休息。”我像只蟾蜍胡吹大气。于是他们离开，等下再来。
小琼斯回来了。
“怎样？”他问，帮我拿掉二十磅、五十磅，然后一百磅。
“试试看。”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直到我能自己从杠子下脱身。
当然，我那一百五十磅的肉从没举起过三百磅，只举过两回两百一十五磅；但我一直相信，举起身体两倍的重量并非不可能的事。在那股沉甸的压力下，我总能陷入狂喜的恍惚状态。
有时我举着举着，眼前就会浮现出护法黑军在林子里前进、哼着小调的身影；偶尔还会想起小琼斯住的五楼宿舍那股气味——那炎热的丛林，天上的夜总会。有时跑了三四英里后——偶尔要等到六英里——我的肺便会清晰地忆起在哈罗德·斯沃罗身后猛追的感觉；还有那一幕，一撮头发披散在弗兰妮微张的嘴边——她没有发出声音——兰尼·梅兹跪在她手臂上，她的头夹在跑卫厚重的大腿间，切斯特·普拉奇则像部机器跨在她身上动作。有时我能一点不差地模仿他的节奏，当我边计数边做伏地挺身（“七五、七六、七七”）或仰卧起坐时（“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
爱荷华巴布领我入门，小琼斯则提供我经验和完美的榜样，父亲教我如何跑步——哈罗德·斯沃罗则告诉我如何跑得更快。技巧的养成和操练——甚至巴布教练的食谱——都不算难，对一般人来说，真正难的是持之以恒。就像巴布教练说的，你得择善固执、终生不渝。然而这对我也很简单，因为我这么做全为弗兰妮。我不是在抱怨，但弗兰妮是这一切的动力——她也知道。
“听着，小子。”她告诉我——在1956年的万圣节到圣诞节之间，“你再吃香蕉，包你马上吐出来；再吃橘子，一定会被维生素毒死。练那么辛苦干吗？你永远不会跟哈罗德·斯沃罗一样快，也不会像小琼斯一样壮。”
“小子，我根本把你看透了。”弗兰妮说，“你知道，那种事不可能再发生。就算发生好了，就算你真强到有本事救我——又凭什么以为你会在场？如果真发生，我一定在离你很远的地方——而且绝不让你知道。我说真的。”
但弗兰妮把我练身子的目的看得太浅了。我需要的是力量、精神和速度——至少我渴望那种幻觉。我再也不想体验另一个万圣节的无助感。
巴布教练胜利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得瑞在主场迎战爱塞特——开打时，还有两个破南瓜头留在那里：一个在松树街和艾略特公园边上，一个被人从看台摔碎在橄榄球场的煤渣跑道。万圣节的气氛还在，只是少了奇柏·道夫、兰尼·梅兹和切斯特·普拉奇。
替补的后卫仿佛着了魔，做什么都像慢动作镜头。等他们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