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淳安县也不多见。他们地处98米水位高程的淳安高坡上，老农都说：“新安江水库把整个淳安的田和地都淹了，我们驮坞里村的屋也淹不掉。”1959年春节后，乡党委书记肖学能来到驮坞里，驮坞里的乡亲们把书记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肖学能书记听了山里人的一番话，想想也有道理，就答应说：“我给你们争取留下来。”
驮坞里人当年没有离开故土，但1960年7月，驮坞里人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他们种的水稻和苞芦刚要收割时，眼睁睁地看着新安江水库的水往上涌，发黄的水稻秆，苞芦秆一个劲地往下沉，与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新安江就那么无情。看见新安江的库水淹过一畈稻穗和苞芦穗花后，全村人哭泣了。他们的心像刀割似的难受。那年，新安江水库只给驮坞里人留下了两亩田和18亩山地。按当时的产量，这批零星的耕地收割起的稻谷和玉米，驮坞里人只有一个月的口粮，一年还有11个月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困惑了，国家当时也穷，只供应他们一天一斤稻。一斤稻谷对天天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只能是三餐喝稀饭。
1961年春节过后，一浪一浪的新安江库水就往驮坞里涌了，淳安县移民办已把驮坞里列入春季移民村。肖学能书记再次来到驮坞里村，他在村党支部书记吴加柱家里，对吴加柱和大队长吴金海说：“上次我在县长那里求了情，把你们留下来了。但你们吃了一年多的苦，这不怨我。现在水都进村了，不移是不行了。这次安排你们移到衢县，你们两人去参观，参观是叫你们去看看，认认路，你们村上人带不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吴加柱和吴金海两人到当时的衢县溪口参观，回到淳安排岭，就被肖学能书记等一帮人截住了。吴加柱说：“溪口离开龙游25华里，到衢州60华里，地处深山，柴好、水好，就山垄田不好。人均9分山垄田，一年不到300斤谷，还要缴每亩30斤的农业税，到这地方将来还是饿肚皮。”他们向肖学能书记当场表了“这地方不去”的态。他们两人就被关进了参观回来的大队干部“牛棚”里。吴加柱和吴金海在排岭蹲了10天的牛棚之后，两人都没有松口，最后肖学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只要你们去，土地一定设法给你们调换。”吴加柱和吴金海深知肖学能不是乱夸海口，当场就表示：“我们移。”
1961年4月9日，淳安驮坞里村的41户，156人，一人不漏地全部在当时的衢县溪口公社枫林大队插队落了户。驮坞里人祖传下来的勤快带到了溪口。他们每人吃着割稻前国家供应的一斤毛粮，天天忙着开荒，种“百斤粮”，就是不下田耕种拨给他们的150亩山垄田。
我在双港口村调研时，这位74岁的双港口村老支部书记吴加柱说起了“抢田”的故事：“到了溪口的第十天，春耕已经忙碌起来了。我借着肖学能的底气，壮了胆，用读了三年私塾认识的几个字，给当时的溪口公社党委写了要求调换耕地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调换，我把全村人带到排岭去。’不知是这句话厉害，还是董书记的电话起作用，反正，信送出的当天下午，溪口公社的副书记纪桂芳来到枫林大队，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玉林，以命令的口气告诉说：‘县委董书记已来了电话，这100亩山垄田要调整。’
6．重迁（2）
“那时办事，不像现在这样，什么事要研究研究，一拖就是十天半个月，我们村换田的事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吴金海两人是移民代表，枫林大队的刘玉林书记也带着大队长来了。纪桂芳代表政府，‘三头六面’全在场，刘玉林说：‘其他生产队的田调整也难，我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双港口一片田和小港口的山垄田，都给你们，这山垄田是沙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