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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部分 (1 / 5)

周赫煊问道:“费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感想?”

费正清耸耸肩说:“中国的政治局面深不可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

“比如呢?”周赫煊问。

费正清想了想说:“比如去年杨铨(杨杏佛)被刺杀,我非常仔细的研究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它牵扯到中国太多的派系势力,甚至里面还有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影子。”

“你的研究确实够深入。”周赫煊说。

费正清道:“杨铨遇刺一案,让我联想起当年林肯的遇刺案。参与刺杀杨铨的一名刺客,当场自杀身亡,而正好警察也在现场。当年刺杀林肯的刺客,事后也自杀了,同样也有警察在场。刺客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自杀,我对此深表怀疑。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似乎拥有一个显著的主题:那就是将潜在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做为一种警示手段,或者直接杀一儆百。当年的宋教仁整合国党,并通过了1913年的国会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国党随即变成一盘散沙。而现在的国党政府同样如此,杨铨被刺杀以后,民权保障同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同盟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几乎完全停止了政治活动。”

周赫煊笑道:“费先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当年的宋教仁先生遇刺事件,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桩悬案,谁也无法笃定是否属于袁世凯所为。我个人觉得袁世凯不会做这种事,首先北洋一系没有玩刺杀的传统,其次袁世凯没有刺杀的必要,他完全可以通过更合法的手段达到目的,最后就是袁世凯嫌疑太大,大到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刺杀的地步。”

费正清惊讶道:“不是袁世凯,难道会是别人?这跟我读到的资料不一样。”

“资料也会骗人的,”周赫煊说,“嫌疑人之一的赵秉钧死得太蹊跷了,不排除被人灭口的可能。凶手被抓的速度也太快了,杀人之后不但不逃,反而等着人来抓,事后又莫名其妙被人灭口。而且刺杀案的策划者,还是一个背叛革命党、转投袁世凯的青帮头子,此人投靠袁世凯以后还跟上海的革命党来往密切……”

“咳咳,”胡适突然咳嗽几声,打断道,“这种陈年往事,还是不要讨论了,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

周赫煊耸耸肩:“好吧,我不说了。”

费正清玩味地看着二人,笑了笑没说话。

蒋廷黻也帮着转移话题,问道:“约翰,你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写博士论文,内容有眉目了吗?”

费正清说:“我最近在研究晚清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性。”

“这还用问?”朱光潜想当然地说道,“自虎门销烟以来,鸦片贸易在中国一直是非法的。虽然实际上屡禁不止,但政府不可能公开承认鸦片贸易。”

周赫煊笑道:“恰恰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政府公开允许鸦片贸易。”

“有这种事?”朱光潜大为惊讶。

周赫煊解释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三国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的名目征税,从此鸦片成为晚清时期的合法进口商品。”

朱光潜对中国近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他仿佛被颠覆了三观,震惊道:“怎么会这样?清政府竟然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周赫煊说:“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路线是‘广州上海芜湖’,再从芜湖发往全国。从1878年到1912年的34年里,芜湖进口的鸦片有9万担,总计流出白银5000多万两。由于鸦片买卖利润巨大,国内经销商经常靠走私来逃避厘金税,而清政府为了收税,竟把鸦片税承包给私人。承包效果非常喜人,只一年时间便偷税大减、厘金剧增,引起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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