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关贝子呢，也才好查你们的账。
还有，现在的中国，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哪儿有呢？
上海的洋行里有。
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
广方言馆下面的“会计速成学校”里有。
嘿嘿，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管财务算账的，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
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话说在前面，而不是中途插进去，事情就好办的多。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郭嵩焘的“出身”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办这些企业的，除了“轩系”，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但也是有隐患的，最大的隐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这两个人，都是意气用事的人，同时，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关卓凡说一句“你们别闹了”，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
这个心结，不能系得太久，不然迟早误事的。
既然意气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尝不能演一出“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