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１７７０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１７８５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６０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１７６７—１７６８）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１７７３）、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的《强盗》（１７８１）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阴谋与爱情》（１７８４）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