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虞松远是个业根，虞松权只是冲锋陷阵。五岁开始，就让大人深恶痛绝。“劣迹昭彰、作恶多端”，这就是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对自己小儿子的评价。
那时候，女人上厕所都是用马桶，虞松远兄弟两人经常见到母亲和小婶撅着大屁股上马桶的情景。他们玩心顿起，先从屋后的老榆树上捉了十几个洋辣子，用草棍夹着在纸上不停地摔，摔下大量的枝刺和毒毛。然后，将这些枝刺和毒毛小心地撒在佘文芳和佘文秀的马桶盖上。
当天夜里，佘文芳和佘文秀先后中招，两人都象被火烧着似的，从马桶上蹦起。屁股红肿，酸辣刺痛，坐卧不宁，异常痛苦，两家几乎一夜无眠。
幸好虞新河熟读古籍，颇通医理。他和虞新民顾不上教训两个顽童，而是半夜里爬到老榆树上抓回一小堆洋辣子，小心地用手指指腹翻开其肚皮，用其体内液体涂抹两个女人的腚上、大腿上。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恢复正常。
搞清原委后，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忍不住哈哈大笑，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则羞愤不已，恨得牙根痒痒，又哭笑不得，几乎要暴走。
恶作剧的代价是，两个同为五岁的顽童，被自己的母亲摁住一顿暴打，屁股红肿了好几天。其实，因恶作剧而被母亲拾掇，在他们的童年历史上，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就从未停止过。
虞新河有三儿两女，大儿子虞松东已经当兵去了，大儿媳是大队妇联主任，负责全大队计划生育，已经分家另过。二儿子在上学，三儿子就是虞松远。大女儿当民办老师，后来随军到福建。小女儿比虞松远还要小四五岁，是老两口最宠爱的老巴子。
三个儿子中，虞新河最喜欢、也最让他cāo心的，就是这个小儿子。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到六七岁时，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已经隐隐感觉到，顽童虞松远顽劣中已经透出丝丝不同凡响的味道。
虞松远七岁的时候，虞家村大队第六小队来了两户从苏南来的下放户，且都戴着“帽子”。早在两户人家来之前，虞新河听说两家都是从苏南来的，便让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氏老宅的地基上，给他们建房子。
“不行，坚决不行！”政治队长周昆一听，跑到虞新河家里找到虞新民，坚决表示反对。
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运动归政治队长管，给下放户建房子可是归生产队长管。于是，他反问道：“两幢房子而已，怎么就坚决不行？”
“这两户，一户是现行反革命家属，一户是‘黑五类’，都是专政对象。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是要优待他们？”周昆慷慨陈词。
虞新河递给周昆一支烟，“这是两码事，房子建在哪和教育改造不搭干。他们是从我们虞氏祖先的故地来的，生活上给予一点关照，是人之常情！”
虞新河都说话了，周昆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嘴上同意了。
虞新河兄弟俩和佘文芳姐妹俩，在十里八乡威望颇高。他们成名于抗ri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ri英雄，在灌河两岸威名赫赫，无人不晓。在虞家村，虞新河是族长，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他们德高望重，无人能挑战这种岁月积淀起来的权威。
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荡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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