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分别占到28�4％和9�9％。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趋势。这不仅仅体现出当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更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众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城市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已成为历史记忆。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公众无疑是更大的受惠者。一般而言，城市公众所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远多于农村公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农民。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农村公众相比，城市公众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非“降”。
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公众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相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相比。事实表明，公众不会“向下”或“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参见《改革大局面临重大风险 公众认同阶层偏下》，转载自《中国网》，文章来源：//info�news�hc360�/html/001/002/003/013/52668�htm。
多数的城市公众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参照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或依靠诚实劳动、或依靠合法经营、或依靠艰苦创业、或依靠巧取豪夺、或依靠权钱交易……一支人数少却手握巨大社会财富的“特殊获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多数城市公众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为参照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一幅幅美好图景。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许多颇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价、居高不下的药价、脆弱的社会保障、沉重的就业压力……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城市公众选择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错误参照物的选择，导致了社会公众非理性的自我认同。这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的极端就是由于无法调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3�相对剥夺感
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崛起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中间阶层，他们就是所谓的“公家人”，主要是指领“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国营（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社会上迅速崛起了少数富裕群体。这就让原先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公家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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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3）
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