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化的、有一定许可范围的自主性。而在科层制对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当中，自由职业者则是把社会裹束在一起的那些巨大的权威链条上一群可替换的部件。”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11页。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表现得同样典型。30年代洪深曾谈到，许多大饭店里的职员奉命唯谨，一切唯老板与顾客之命是听，被训练得已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忻平，同前引书，第129页。这种科层制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在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社会里其表征更为突出。一方面职员阶层中的生活方式与形象足以使之成为现代人的典范，但另一方面某种卑微人格却更突显了半殖民地都市现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同上引书，第129页。——“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60页。 30年代进行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调查显示：在外商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薪金虽然一般比旧式商店要高些，但企业内的高级职员大都用洋人，其薪水要比中国职员的薪水高出四五倍，多至十余倍，日常享用为中国职员所望尘莫及，而公事上又对中国职员颐指气使，实足显出“洋大人”的威风。中国职员一方面感到洋行员的生活比华商机关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地为其做事，另一方面高级职员多用外国人，这使中国职员永久处于被指挥的地位。这些由外国人设立的训练洋行员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其特点：一是懂外语，但不能掌握职业上的技术；二是虽懂外语，但不会利用这一工具去学习，对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等，都没有什么了解；三是虽对外国人有些愤怒，但民族革命意识并不很高；四是因为职业地位相对稳固，因而进取心较少。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9～710页。这种典型的满足于助手和仆从角色的心态，使得现代社会要求的独立人格意识与不惜委曲求全保全职业的生存态度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人格裂痕，进而造成现代社会健全人格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在职员阶层中的严重缺损。
由于上海中产阶层的产生是在一个后发生型的国家里，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与距离，与西方国家相比显得尤其大。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虽然内心常常倾向于被雇佣的工人，但其学识、教养、技能、地位又明显高于工人，当劳资双方发生纠纷而涉及其利益时，感情的天平又往往偏向资方。忻平，同前引书，第128～129页。这其中既是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所造就的阶级区隔的作用，同时更是职业生存环境压力及个体的无自主性状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和职员的来源不同，前者多来自贫农家庭，后者多出于地主、富农家庭，同时也因为两者之间所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加之在产业落后的中国，职员与资本家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更浓厚些，以致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例如在一些企业，故意将工人与职员区分开来，禁止职员与工人来往、谈话、交际。因此，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仇视是因为职员处处帮助厂长、经理来剥削他们；客气则是因为职员是社会上好似高人一等的人物。至于职员，也有人把工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不管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不及工人。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0～701页。可见，在一个后发生型的现代化社会里，中产阶层承载着比西方中产阶层更多的重负和压力，科层制的控制、外来势力的压迫、封建性的依附等等足以使他严守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行为价值取向，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是非纠纷的旋涡，从而保住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最后的希望所在——职业地位的升迁和职业报酬的提高。
上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