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中的一员。
我们已经论证了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在现阶段如何培育或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是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里，从分配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并且将此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扩大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制约中产阶层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定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群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倍左右。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
（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
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3）
（3）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