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平城时，郭沫若写下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虽然周作人退到“苦雨斋”，原先也早说过自己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自动放弃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毕竟是五四时期的开拓者，在这中日正式交手互为敌对的时刻，人们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许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历史不允许逍遥，要的是担当。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耸耸肩，叉手优雅地躲在“苦住庵”里做一个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顺民；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符号，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怎能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幼稚的选择，生与死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周作人虽然说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饲虎”的人间情怀。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庵”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做隐士也是要条件的，真正的隐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种地的，隐士还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餐金英饮白露茹紫蒂啖白云。誓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扛起锄头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书和墨的手，向土里刨食就外行了，靠书生之臂养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才是诗人归隐后的生活*。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偶一落笔而已，他的日子不会那么轻松。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六十三岁离世，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和他的妻儿一直过着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以至于灶不见火，突不生烟，米无一粒，酒无一滴。他只能披着破旧衣衫，坐在廊前晒日头。贫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馈赠：“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却绝不接受嗟来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贤者处世，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馈以梁肉。话不投机，陶渊明断然拒绝。但周作人做不到，于是周作人终于选择了“附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世出家今在家（5）
人生充满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老僧假装好吃苦菜，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浸水，结果只好改苦住庵。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你很厚的情谊。飘然一杖天南行，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把钵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从这封答问诗信里我们是可以读出周作人为自己附逆开脱，“屋漏浸水”的环境里，谁能保证“不湿鞋”？何况庵里“很有些老人住”，“得托钵化些米面”。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恒追问中，周作人选择了活着。在被打了一枪后，保命，没有皮囊就没有一切的周作人终于“下水”了。“老僧始终是老僧”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武变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