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员同样道理，一部分商人洗手不干了，一部分商人学会了拿资本和权力合作来个双赢。不过这个双赢里一方是权力一方是资本，不包括国家和百姓，甚至是有害的。
为了满足权力的无休止的贪欲，资本自然要去寻找更快更高的获利点。很快部分晋商就发现把物资卖给蒙古人，要比送给边军换取盐引获利高很多。于是就从传统的晋商里又分出一部分人，专门做起了这个买卖。
由于这些晋商本来就和部分官员有钱权交易，沿途的官府、边军自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实际上朝廷官员、地方官员、边军将领，再加上部分晋商，就像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股东，大家全都有钱赚，怎么可能自己断自己的商路呢。
到了弘治年间，开中法已经被玩得名不符实，成了官僚资本变相瓜分盐法的招数，眼看着连盐法都快弄不利落了，朝廷不得已又颁布了折色法，直接让开中法名存实亡。
可是靠着开中法起家的晋商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走私战略物资，大明朝廷越是想用经济手段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粮食、茶叶、布匹、铁器的获利空间就越大，他们倒腾的也越欢实。
此种情况历任皇帝全都看在眼中，可除了小打小闹搞点擦边球之外也都毫无办法。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小撮腐败官员而是整个官僚系统，谁敢掀这张桌子谁就是在和整个阶级为敌。
皇帝再英明、皇权再大，终归还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泰森面对外人，大拳头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面对自身的疾病，他和普通人没两样，照样也得去医院排队挂专家号。
洪涛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想打击晋商走私资敌的活动，就要伤害到官僚集团的利益，等于把桌子掀了，砸了很多官员的饭碗，然后被大明的统治阶级视为死敌。
扪心自问，他真没这么大本事，可以摧枯拉朽般的推翻整个阶级。更大的可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最次也得把国家打成一锅粥，让虎视眈眈的外族占了便宜。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王徵。他从小在外公家长大，跟在舅父张鉴身边学了不少本事。15岁的时候，王徵又娶了舅母的侄女为妻，亲上加亲。
张鉴为官多年颇有建树，可做为体系中的一个小零件，面对大势是躲不过去的。在他任大同府同知的六年时间里，不光为走私出关的晋商提供过方便，还收受过一些好处。
洪涛愿意相信张鉴不是主动索要，也很可能不喜欢这些勾当，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同知不拿，州府怎么拿？州府不拿，郎官怎么拿？郎官不拿，尚书怎么拿？尚书不拿，县官、州府、郎官怎么升职？
入了仕途就如同加入了大家庭，谁乖谁不乖家长说了算。想多吃糖就得学会让家长高兴，别当人嫌狗不待见的另类。这就是官场的大势，谁不遵守或者学不会谁就要倒霉，倒大霉！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自己向这个大家庭开刀，不可能留着张鉴不闻不问。一旦刀子架在了舅父脖子上，王徵会怎么想？怎么做？
大义灭亲？忠君爱国？还是反戈一击？洪涛觉得都有可能。如果徐光启、李之藻、赵士祯、李贽、袁可立、袁应泰也有亲属故旧被牵扯进去了呢？他们该怎么办？
古人说的好，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洪涛这一世虽然已经父母双亡，却还有姥爷和舅父。如果他们也被牵扯其中，是不是也全都砍头抄家呢？说实话，下不了这个狠心。
所以说掀桌子不是时候，那就要忍着，不光不能动手，连厌烦的表情都不能有。啥时候积攒起足够的实力，能对这套系统下手了，其它麻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说到底罪不在人，而在于让人变成这样的环境。无论谁处于那种环境里，百分之九十九也会变。总要求别人去当百分之一的圣人，太苛刻了，也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