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添了细菌学的课程。细菌的形状全是用原版幻灯片来显示的。这是一种德国式的教育法。教完一个段落还没有下课的时候，那位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总爱给学生放映一些风景或者时事的画片。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放映的大多是日本战胜俄国的镜头。每当画片上出现日本胜利的镜头，“万岁”的欢呼声立即沸腾起来。
有一回，鲁迅看到了一个奇异的镜头，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同胞，夹在日本军人中间，被绑押着走赴刑场。据说他是给俄国人做侦探，要枪毙示众了，而周围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当时斩处“奸细”的情景真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用的是中国的酷刑。曾经发表于报端的《俄国奸细之斩首》的照片说明，就叫人寒心，“中国古来之刑，在于杀一儆众，故其刑极为严酷，宛如所见之佛家地狱图，毫不宽贷。若夫捕至马贼，游街之后，以所谓鬼头刀之钝刀处斩，裸尸曝市示众。尸体身首异处，横抛街头，血流凝聚成块，状不忍睹，尤其日军对俄国奸细所处之极刑，多用斩首”。看到被斩的惨状，周围的中国人竟麻木而无动于衷。“万岁！”此时课堂里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顿时，愤怒、屈辱、悲痛一起猛烈地在鲁迅的心中燃烧起来。写过《自题小象》和《斯巴达之魂》、立志“血荐轩辕”、呼唤过祖国人民应当有斯巴达勇武不屈精神的鲁迅，怎能忍受这种放肆地嘲弄我们民族尊严的喝彩，怎能忍受在同胞流血时无动于衷的麻木呢？哀莫大于心死呵！一个民族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呵！鲁迅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他常常独自躺在教室外面的草坪上，仰望长空，长空中的乌云在翻滚，像一群狂怒的野马在急驰，而在他心中，狂飙突起了，家乡的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神州大地上沉重的暗夜，两个恶魔对祖国领土旅顺港口疯狂的争夺，东京街头中国的留学生被讥笑为“半边和尚”，还有“你改悔吧’的匿名信，以至今天的这种麻木与喝彩，都化为一把把利刃在割着他。在这思绪万千的忧虑中，这无形的利刃，终于把他“医学救国’的信念割断了。他突然仿佛从梦中醒来，以从未有过的清醒意识到：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加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健，假如精神麻木、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种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民族、于人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以新的姿态展开新的生活。
鲁迅到日本之后，日甚一日的祖国危亡的形势使他无法安静地呆在解剖室里了。时代的必然的大潮流，通过幻灯画片这一偶然的契机，把他推上了思想革命的战场，使他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自己的武器，他这时认为唯有文学艺术才是医治国人灵魂的最好药方。
鲁迅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后，便去向他所热爱的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听了之后，脸上的表情有点悲哀，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于没有说。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后面题着“惜别”二字。就这样，鲁迅带着爱，也带着悲愤，在那一学年尚未结束时，就离开了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此时，正是1906年的春天。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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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1）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不久，夏季已经来临。
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朝的官费。他对德文原来有一些基础，现在进一步学习，想以此作为钥匙，去打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