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展开武装斗争，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打开了新*主义革命的更加光辉的一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则对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的军事“围剿”。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血迹斑斑的“革命的策源地”，从波涛汹涌的海外，带着满身征尘，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新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行英勇的反“围剿”。
鲁迅此时一边思考着，一边以刚直而尖锐的笔向人们愤怒地揭露，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用血的洗劫的中国，“现在常为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国民党的统治乃是用机关枪的暴力主宰一切的法西斯统治，而他们的帮凶文艺，现在则“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变成了吃人的赞歌。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用笔作武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的十年，也是他发挥着最大影响力的十年。
他到上海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斥责了国民党指挥刀掩护下的所谓“革命文学’，阐明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主张：“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是的，只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做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会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来，而不在乎要什么动听的口号和似乎是十分激进的主张。
窃火者（2）
鲁迅还应邀到不少学校去发表讲演。在劳动大学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为平民说话，还是压迫平民呢？是在金钱和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同情和倾向于民众呢？鲁迅主张“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随风转向的知识分子？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意味十分深长，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过的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确实是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学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他认为原因是在于政治家不喜欢人们思想，不喜欢人们反对自己的意见，而文艺家表达的其实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不过由于敏感的缘故，比别人早说了出来。鲁迅谈论这样的矛盾自然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和暴虐的统治，不过鲁迅接着也讲到了，即使“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回事”，他把这个将来社会里的假设的矛盾，归结为“理想和现实不一致”。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文艺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难道注定了非有冲突不可吗？鲁迅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才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是为解放本阶级而斗争的一翼。
在这年冬天，他还几乎跟创造社组成了联合的战线。到了上海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朋友。他感到在这种营垒分明的生死搏斗的年代里，是需要朋友共同奋斗的。就在他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即11月9日，创造社作家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征得郭沫若的同意前来拜访鲁迅。“四？一二”事变之后，郭沫若、郑伯奇、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主力，比鲁迅早一些由广州返回上海，参加重整创造社的工作。现在大敌当前，也感到力量单薄，需要友军。
这一次创造社的朋友主动来拜访，鲁迅感到很高兴。畅谈了一个上午还不够，下午郑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来。创造社的朋友提议要和鲁迅联合办一个文艺刊物，对于这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