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之前，水手们干活时都动作迅速，而且自觉自愿。但一看到这个岛，他们的纪律就松弛了。
在大船进港的整个过程中，高个子约翰一直站在舵手旁指点。他对这条航道了如指掌，尽管测水员每次测到的水深都超过了图上的记录，约翰却一次也没有犹豫过。
“退潮时这里的水很急，”他说，“将航道越挖越深，简直就像用铲子铲出来一样。”
我们把船拖到了图上标明的下锚处，这里距离两岸各有约三分之一英里———边是主岛，另一边是骷髅岛，船下清澈的海水现出干净的沙子。我们下锚时的响声惊得一群群鸟儿飞上天空，在丛林的上空盘旋、鸣叫，但不到一分钟，它们又都落了下来，四周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
这地方完全被陆地所包围，掩映在绿树丛中。树木一直长到高潮能达到的地方。海岸地势平坦，几座山顶这儿一座，那儿一座，在远处排成一个环形，就像是一个圆形剧场。两条小河——更确切地说，两片沼泽——流进这个平静得像池塘的港湾。四周岸上的树叶颜色鲜艳得让人难受。我们无法从船上看到屋子或栅栏，因为它们都被绿树遮住了。要不是有那张图给我们引路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自这个小岛从海底升出水面以来第一批在这里下锚的人。
空中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半英里外海浪撞击海滩和岩石发出的轰鸣声。锚地的上空笼罩着一股奇怪的霉味——是被水浸泡的树叶和腐烂的树干发出的臭气。我看到大夫不停地在四周嗅呀嗅，就像人们闻到了一只臭鸡蛋一样。
“我对宝藏一无所知，”他说，“不过我可以拿我的假发打赌，这里一定有热病。”
如果说水手们在小船上的行为令人生疑的话，那他们回到大船上后的表现可以说是真正成了一种威胁。他们在甲板上到处游荡，聚集在一起发牢骚。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命令都会遭到他们的白眼，执行起来也是极不情愿地敷衍了事。就连船上那些没有加入叛变行列的诚实水手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因为船上已经没有一个人出面纠正其他人了。很显然，暴乱的危险就像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
感觉到危险近在咫尺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住在房舱里的人，高个子约翰正忙着从一伙人走到另一伙人当中，竭尽全力进行劝说，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刻意显得惟命是听、彬彬有礼，对每个人都满脸堆笑。如果下达了什么命令，他立刻会拄着拐杖去执行，还用世界上最快乐的口气说：“是，是，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又会一支接一支地唱歌，仿佛要以此来掩饰其他人的不满。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下午，各种不祥的预兆中最不祥的就要数高个子约翰表现出来的这种显而易见的焦灼了。
我们在房舱里开了个会。
“先生们，”船长说，“如果我再冒险下令，船上所有的人可能会立刻起来造我们的反。先生们，你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局面。刚才已经有人粗鲁地顶撞了我，不是吗？如果我当时回嘴的话，立刻就会刀戈相见；如果我不吭声，希尔弗就会察觉我们有名堂，那我们就全完了。我们现在只能依靠一个人。”
“谁？”乡绅问。
“希尔弗，先生，”船长回答说，“他和你我一样急于让事态平息下来。他们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只要有机会，他会说服他们的，而我现在的建议就是给他这种机会。我们让水手们上岸呆上一个下午。如果他们都上岸去了，我们就可以用船和他们斗。如果他们谁也不上岸，那我们就坚守房舱。让上帝保佑正义的一方。如果只有一部分人上岸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我的活，先生们，希尔弗会让他们像绵羊一样乖乖地回来的。”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每个忠实可靠的人都配备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