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正在酝酿之中，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他决定继续沉默，是在沉默中死亡还是在沉默中爆发，他未曾考虑，他只是感到必须沉默，在沉默中让生命像小河一样静静地流逝。如今，他找到僻静的古屋了，而这院子又有一株古槐树，相传过去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因此这屋子很久没有人住。他觉得这阴冷的环境和自己的心境是相宜的，因此搬了进去。在这里他又潜心地抄写、校勘、整理了大量的古碑以及其他有关美术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吴谷朗碑拓本》、《唐邕写经碑》、《栖岩寺舍利塔碑》等二百数十种碑帖，《汉画象》、《杂造象》、《六朝造象》等五十多种石刻拓本。不管会馆外的世界是如何纷扰，每天他从办公室一回到补树书屋，就一头钻进这些从来无人问津的古老碑帖丛中去研究、欣赏和抄录，并在这种缓缓的开拓中，赢得了一种只有他能领略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慰安。
唯在夏天的夜里，因为蚊子太多，屋里又实在闷热，鲁迅才不得不摇着蒲扇坐在高大的古槐下乘一会凉，然而他也不愿意更深地想些什么，只是孤单地从古槐的密叶缝里看那星星点点的破碎的青天。常常在这时，晚出的槐蚕会突然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脖子上。
在鲁迅经历着他一生中最寂寞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地上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萌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了；1916年9月1日它改名为《新青年》，杂志社也由上海移往北京。10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即“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之后不久，陈独秀在次年2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提出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新的足音，鲁迅倾听着，静观着，而且是带着怀疑的眼光静观着。他按期阅读《新青年》，并在1917年3月，给周作人寄去了十期。他在想，过去自己曾经呼喊过变革之声，但是没有用；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会不会有用呢？他决心要看一看。他继续过着他那独特方式的生活，陪伴他的依然是孤独和寂寞。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上写着：“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然而他那颗伟大的心灵无时不在燃烧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这一年3月，他在*审查中华书局送审的书刊时，看到了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心里十分喜悦。他感到在黑暗里的中国，这种介绍被压迫民族和欧美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是难得的。他欣喜地给这本书写下了“空谷足音”的评语，并呈请*适予奖励。这是鲁迅流露出来的真正的心声：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所发出的声音产生了共鸣。
从这一年的夏初开始，鲁迅购买碑帖画册的数量减少了，《露国思想及文学》、《波兰说苑》、《陀氏小说》、《高木氏童话》、《古普林小说选》、《德文学精神》等外国书籍大量地出现在他的案头。他对鼓动自由与反抗的外国文学的兴趣复活了。
这一年7月，鲁迅第一次以明确的行动对反动的政治公开表示了抗议。当张勋宣布复辟，辫子又要重新回到人们的头上时，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愤然地向*提出辞职。半月后，张勋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