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攻城策略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甚至拔刀相向。皇太极便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降为多罗贝勒。进一步削弱了三大贝勒的势力，使皇太极在集中权力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为他日后独掌大权奠定基础。
阿敏和莽古尔泰在当时后金政权中地位重要，他们手握重权，对皇太极的统治构成挑战。皇太极极大地削弱了其他贝勒的势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推动了后金政权向封建化和中央集权发展。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取得汗的独尊地位。
同时，皇太极效仿明制，建立国家机构取代八旗制度，逐渐将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自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起，建立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随后建立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重用汉臣。
，！
努尔哈赤为政时期，多以残暴手段向辽沈地区推进，实行奴隶制政策，大肆屠杀和奴役汉族百姓，导致汉人暴动，后金社会动荡。
皇太极执政伊始，便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着手解决民族矛盾。他一即位就安抚民众，改女真族为满洲族，颁布法令宣布对满人、汉人一律公平对待，将努尔哈赤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民户”地位。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规定贵族的奴婢可通过告发主人罪行获得自由，还放宽了逃人法，允许汉人逃走，即使抓住也不治罪，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汉人争取改变身份和地位。
皇太极将发展农业放在恢复经济的首位，针对满族贵族轻视务农的做法，多次训诫他们改变观念，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强调出兵征伐的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以作为立国根本，并非只为贪图财利，并下令安排农作物种植要根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以保证收获。
他还注意体恤民力，保证农民有足够生产时间，下令但凡有妨碍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此外，皇太极还采取措施发展手工业、冶炼业，大力提倡种植棉花、推广纺纱织布，奖赏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
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后金已能成批生产红衣大炮；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后金商业贸易也出现较兴旺局面，在对外贸易方面，后金用地方特产同多方通商，换取生活用品，在内贸方面，皇太极鼓励各族商人设店售货，同时整顿商业税收，严禁官员收贿漏税。
实行科举考试是皇太极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他首次考试儒生，执政期间多次举行考试，从满、汉、蒙等各族生员中拔取优秀人才，有时还单独对汉族生员进行考核，对汉族生员中原来沦为奴仆的，都将他们从奴籍中拔出。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被网罗到各级行政机构中，维护着后金的统治秩序。
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
后金天聪六年（1632 年），皇太极率军西征林丹汗。他先召集各贝勒激励鞭策，表明此次出征的重要性和决心。随后下令八旗军直取林丹汗住地，大军过兴安岭进攻察哈尔。
林丹汗听闻后金大军来袭，选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