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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1 / 4)

《苍穹》的故事发生在淝水之战以后,应该是从公元396年开始。

肥水战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东晋的门阀政治出现转折。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谢安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太元十年死。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

一,肥水之战前后的东晋政治

在肥水之战之前,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这些都是士族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第之例。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才能出众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为荆州,引起满朝非议。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次子王恬。案导长子王悦先导死)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庾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为荆州事)。”朝廷乃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事见《世说新语#8226;识鉴》“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所举事实,特别是王、庾之例,客观上反映了当权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一般并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这些事例来反对庾翼以兵权传子之事。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

南渡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感匮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极小范围内通婚,尽管为了扩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辈,“不讳庶孽”,也不可免于出现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见到如前出现过的人才,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门阀政治,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cāo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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