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严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为此我们多日没有洗脸），去校医院就诊。
大夫发给我们人手一支温度计，叫我们坐到门口量体温，我们趁她给另一病人量血压的时候，将温度计放在早已被我们藏于怀中的热袋奶上，我的头脑中立即出现了水银汞柱由于温度骤增而加速上升的画面。
几分钟后，大夫叫我们进去，我在把温度计交给大夫之前自己先看了一眼：我操，42度，到头了，这怎么可能！我轻轻甩动手腕，水银汞柱停留在40。2度的位置，这还差不多。
我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将温度计交到大夫手中，她接过后看了说：“病得不轻，好好养病，别考试了。”
我遗憾地说：“只好如此了。”
就这样，我和杨阳开到了可以办理缓考的第一张假条。
4。魔高一丈
当同学们正废寝忘食地为理论力学考试做准备的时候，我和杨阳开始着手办理材料力学的缓考假条。
上次已经使用过发烧的伎俩，如果我们再将热袋奶夹在胳膊下面去看内科的话，大夫定会认为我们的高烧不退是由肺炎引起的，她会先用听诊器沿着我的前胸后背一阵胡乱翻腾，然后给我开一打儿青霉素和六瓶葡萄糖，叫我早晚各一次到医院输液，并叮嘱我不要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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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针是我深感恐惧的事情。我认为打针的治疗方式对人体异常残酷，在正式进行之前，大夫会让你褪去裤子的一角，露出碗口大的一块屁股肉，这个尺寸一定要把握得当，否则的话，褪少了大夫会一针扎在你的腰上，使得你一个星期无法走路，褪多了女大夫会骂你是臭流氓，男大夫会说你有同性恋倾向。当你褪下裤子，伏在床上等待大夫对你下手之际，大夫却有条不紊地将药水吸入针管，用酒精和碘酒在你裸露的皮肤上面擦拭，这种凉飕飕的感觉让你不寒而栗，擦拭时间越长，越感到恐怖，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尿出来。我通常在酒精棉球触及皮肤的一刹那身体紧绷，屁股上的肉收缩成一小团，仔细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肉正在微微跳跃，也就是痉挛，大夫看到我的反应后会说：“放松，我还没扎呢！”她越是让我放松，我就越是紧张，以至于经常是被扎了两下仍没能进去。
大夫将针扎入身体之前，我们最好回头看看她是否将针管中的空气推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大夫将那根锋利的金属不锈钢小棒扎入肉体时，我总会为之一震地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揪住医院的床单或攥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根金属小棒在一层层皮下脂肪和各种组织中间挤出一条缝隙，得以进一步深入，随着大夫大拇指向下压迫活塞的运动，一股液体顺着那根小棒流出，汇入身体，向四面八方流去，随之而来的便是阵痛，大夫为了不让疼痛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她会甩动手腕调整针头方向。我曾在等候打针的时候亲眼目睹大夫将针头在一名男子的屁股上面锄来锄去，像是农民在翻地，结束前，大夫一抬手腕，那根银光闪闪的利器便从那人屁股中一拔而出，闪动着幽亮的光泽。看过后，我迈开颤颤巍巍的双腿，在大夫叫我脱去裤子趴在床上之前逃离了医院。
所以，曾有的不快乐记忆使我在面临打针时的态度总是退避三舍。
内科已不再属于我和杨阳就诊范畴之内；我们尚未到去肛门科看病的年纪；牙科和皮肤科显然开不出能够办理缓考的假条；我们即使缠着绷带、打上石膏、架起双拐去看骨科，也会在X光前将真相暴露无遗；耳鼻喉科不会因为耳屎过多、鼻子不通气或嗓子卡了鱼刺而开出假条；去妇科看病更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将焦点对准肠胃科。
第二天，当同学们坐在教室里考理论力学的时候，我和杨阳捂着肚子去看肠胃门诊。
大夫问怎么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