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三为摩柯迦叶，后来化身为老子，这意思很明白，你们的圣人、祖师爷都是佛门弟子出身，佛教当然是老大。至梁王朝创立时，三方之间的口水战还很激烈，都想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至尊。由于三方都有很多忠实信众，任由争斗发展显然对刚刚形成的安定、稳定的政治局面极为不利，于是，学者皇帝萧衍开始介入干预了。
如前所述，萧衍学识渊博，知识面广，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等都颇有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涉及儒、道、佛三方的理论研讨著作。他对儒家学说是相当尊重的，这从他建国学，开五经馆等举措可知，梁王朝的行政体系也都由推崇儒家的官员执掌，而他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是信道的。但在这场三方大论争中，萧衍最终站到了佛教的一方，原因就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从东晋起，佛学的理论即与玄学开始合拍，这种宗教与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十分适应，因而深受豪门士族欢迎。同时当时佛教又大力宣场因果报应、劝人隐忍的教义，用作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再好不过，因而上层建筑的成员不管信不信仰却都提倡这种宗教在民间广为流传。萧衍崇佛最初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为此，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即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并鼓动和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但同样是出于更好维护统制的需要，萧衍在祟佛的同时并未对本土的道教采取打压政策，对儒学也依然发挥其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三方的信众相安无事，互帮互促，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稳定。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在这三者之间和稀泥并非易事，非常人所能办到，但萧衍还真就做到了，他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为要调和三方矛盾必须解决思想根源上的不统一现象，于是，三教同源说横空出世，佛教、道教和儒学原本就吉详如意的一家。
萧衍独创的三教同源说，其核心是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他认为，据他考证，老子、周公、孔子确实是佛祖释迎牟尼的弟子，释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师生关系。他在三教同源说中把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萧衍宣扬，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三教同源说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如此三者合用，对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萧衍有时又把释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这套由萧衍独创的理论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当时有真才实学者未必都认同这种师生和同班同学的说法，但萧衍以身为皇帝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上身为大学者的权威学术地位，亲自著书立说推广这种理论，那影响是相当大的，随着梁王朝政权的稳固，这种理论也逐为士、民所接受。但三教同源说必竟是靠萧衍的威权来维系的，是以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为目的的，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因此，当萧衍亡故后，这种说法也烟消云散了。
第五章 大兴佛学
萧衍推崇佛教虽然是以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但他的确真心对佛学的理论、教义感兴趣，早年当文学青年时，他博览群书，所学庞杂，对佛教经书也有涉猎，称帝后则对佛学愈加痴迷，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论，亲自撰写心得体会，向天下宣扬佛法，计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等。他礼遇僧尼，极力奖励佛教义学，创建大型佛寺，盛造佛像，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他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约万余人，世人称其为“皇帝菩萨”。在他亲历亲为的带动下，梁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