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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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0）
在我开始三年级课程时（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装已经不在了。因为芝加哥的一场大雨，西装被浸得湿透，终于溃不成型。长裤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着口袋和缝线裂开，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它。我把西装挂在衣橱里当纪念品，纪念那段比较快乐一些的日子，然后出门为自己添购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从军用品店买来的二手皮夹克。朋友对这种转变瞠目结舌，但我只字不提，因为我不在意他们的想法。电话也是一样。切断电话不是为了要与世隔绝，只是电话费付不出来罢了。有天济马在图书馆前抱怨我很难找，我回避自己的财务困境，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话线、声音和人类沟通联系之死。“经由电力传达的声音不是真正的声音，”我说：“我们都愈来愈习惯于自身的拟态，但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电话不过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间的沟通，只是心灵的有声分泌物，没有真实的身体。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要是不能，我宁愿根本不说。”诸如此类的表演──借口、不知所云的话、为应付完全合理的问题而提出的怪理论──逐渐变成我的注册商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手头有多紧，我只好用说谎来应付。随着处境的恶化，我虚构的故事愈来愈怪诞。为什么不再抽烟，为什么不再喝酒，为什么不再到餐厅吃饭──我信口发明荒谬又合理的解释。结果，别人看我简直像个无政府主义的隐士，像个活生生的怪人，像个卢尔德分子（译按：Luddite，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而捣毁机器者）。但朋友觉得很有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自尊当然在这些把戏里头参上一脚啦，但重点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为自己设定的方向。我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同情，甚至获得协助，那就会把整件事都给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呓语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抓住每一个装傻弄痴的机会，等待逃逸的时机。
最后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缴电费，次年一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拆电表。后来几个礼拜我用不同的蜡烛做实验，调查各家厂牌的价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惊讶的是最物美价廉的竟然是犹太纪念烛。我发现摇曳的烛光和阴影极其美丽，再加上冰箱的噪音终于停息（经过断断续续、无法预期地阵阵抖动后），我觉得没电也许还过得更好。不管其他的人怎样议论，我都处之泰然。我挖掘出生活必需品被剥夺后的好处，一旦学会不靠某个特定的东西来生活，就把它从心里永远去除。我知道这个过程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终究会有无法去除的东西，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对于失去一切毫不后悔。缓慢但确定的，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撑得很久很久，久到我无法预料的地步。
付完最后一学期的学费，我只剩六百元不到。还有几十箱书、整套的签名跟竖笛。为了有个伴，我有时会把竖笛组起来吹一吹，让公寓充满迸发出的怪声音、嘎叽嘎叽和呜咽呻吟的骚动还有笑声和哀号的喧闹。三月，我把全部签名卖给一个在“运动报”登广告叫做米罗·费莱克思的搜藏家，他是个怪怪的小矮子，头上笼着一圈泛光的金色鬈发。看到盒中整排的小熊队签名，费莱克思又敬又畏。他满怀崇敬地研究纸片，眼中蓄满泪水抬起头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