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设贴差名目，不原赴官者，勒令出银，大为民害。诏并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扰益甚。乾隆元年，复有诏申禁。又谕各处岁修工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向皆于民田按亩派捐，经管里甲，不无苛索，嗣后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动用帑金。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奏兴修各属城垣，请令州县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养廉，未必有馀，名为帮修，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许。乃定各省城工千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馀于公项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筑土堤，阖邑共摊，夫从粮徵，听官按堤摊分，募夫修筑。从巡抚胡宝瑔请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言：“自丁粮归于地亩，凡有差徭及军需，必按程给价，无所谓力役之征。近者州县于上官迎送，同僚往来，辄封拏车船，奸役藉票勒派，所发官价，不及时价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问，以致商旅裹足，物价腾踊。嗣后非承辨大差，及委运官物，毋得减发官价，出票封拏，违者从重参处。”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缅甸，经过各地，夫马运送，颇资民力，特颁帑银，每省十万，分给人民。
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直隶力役之征，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间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隐匿，贫者分釐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绅民两歧。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时有议仿摊丁于地之例，减差均徭，每亩一分，无论绅民，按地均摊。直隶总督颜检力言其不可，并谓：“如议者所言，每地一亩，摊徵差银一分，其意在藉赋以收减差之实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赋之虚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议遂寝。
咸丰时，粤西役起，征调不时，不得不藉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钱粮或有蠲缓，差银则歉岁仍徵。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疏陈晋省疮痍难复，请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车马既资之民间，役夫亦责之里甲。而各属办理不同。有阖邑里甲通年摊认者，资众力以应役，法尚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初年摊之一甲一里，次年摊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里甲认派苦乐不均。豪猾者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言自认其粮。三五年后，乘间潜逃，于是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认无主之差，贻害无穷。计惟减差均徭，尚堪略为补救。除大差持传单勘合，循例支应，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车马者，治以应得之罪。”从之。五年，阎敬铭复条陈八事：一，裁减例差借差；二，由臬司发给车马印票；三，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四，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五，严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办；七，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营自办。下所司议行。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复言：“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向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