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要报告。可能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理多少也有些紧张。有一次下班之后，杨西光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77〕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78〕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79〕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2）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81〕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特别是听到了关于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中央和宣传部直接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大。但是，如果改由军队报纸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