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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2 / 4)

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作者还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需要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尺度”。可见,“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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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4)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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