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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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凡是”出台（4）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
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