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道宗出身行伍久蹈战阵，因个人性格原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这样的文臣不是很对路，且曾在东征高句丽时与之产生龃龉。长孙无忌顾忌他手握兵权且能征善战，早想除之而后快。
这几个纨绔搞出的政治事件，让老谋深算的他找到了可以光明正大除掉他们的契机。
他授意房遗爱在交代问题时攀扯李恪，活命心切的房遗爱自然照办。于是在白纸黑字的供词下，李恪无辜卷入其中。
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初二，高宗下旨公开处斩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
薛万彻临死前放声高喊：“我乃大唐健儿，留我效命沙场岂不更好，为何让我死得不明不白。”
李恪则大骂：“长孙无忌你耍弄权术，陷害忠良，我咒你你全族灭绝。”
二月初三，门下侍中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均因与房遗爱交往密切被流放岭南，李道宗于途中病故，再也没能重返沙场。
二月初六，房遗直被贬为铜陵尉，薛万彻的弟弟、名将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境内），取消了房玄龄配飨太宗的待遇。
这场由风月事件演变的政治风波，在长孙无忌的铁腕下迅速平息。
有人在谈起这段史实时认为有编造嫌疑，称《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有反佛倾向，想借此事“污名化”佛陀。
我倒觉得是他们严重低估了古时史学家的操守，拿现代的标准去框上千年前的事毫无意义。是与非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过去对的事放到现在未必正确，现在做不到并不代表原来就没有，不能因为当下虚伪横行就质疑古人的浑朴无华。
高阳公主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美好爱情，这种做法在现代也许是敢爱敢恨的典型。但在当时，她作为一国公主、有夫之妇，不知约束自身反而刁蛮任性、无事生非、背夫滥情，以致丈夫满门横遭血洗。功名显赫的房氏一族，在有唐一代再未出过任何高官，堪称是败家中的极品！
至于长孙无忌，打着平叛名义公报私仇，接连毁掉李道宗、薛万彻、薛万备三员猛将，从中可看出其心胸之狭隘，如此强势又富有心机的人也只有太宗才能驾驭，最终在与甥媳武则天的对抗中败下阵来，流放黔州落寞自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