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之徒，这些亡命之徒大部分都失败了，但是有少数成功者，带给世界的变化是很大的。西方人只能痛恨东方人的历史而不许仇视东方人现代民主制度，而东方人可以敌视西方人现代的制度，因为他们的制度会继续带来分歧，他们仇视现代东方的制度，绝不允许他们再次以海盗的形式来作为亡命之徒，东方人必须学会打击西方的亡命之徒，所以东方人自己的安定团结最重要，团结超过一切，不团结的东方人可以去做新形势下的亡命之徒，这些人也许会推动历史再次前进。
从现代回到东晋，从世界回到中国，从中国回到山林里。虽然是乱世，皇帝却从来没有更少的，乱世的中国只有皇帝更多，不会只有一个皇帝来命令天下太平。皇帝不好就不用皇帝，皇帝没有了，但是世界却扩大了，仍然需要天下太平。歌颂皇帝的文章辞赋可以没有，但是抒发性情的个人需要却还在继续，这应该就是一种继承吧，毕竟还是要继承没有皇帝下的抒发性情，不能说要回到吟诗作赋的年代去。这皇帝最大的坏处还不就是霸占土地，要是没有皇帝的年代也同样有霸占土地的情况出现，就要考虑回到计划分配的经济模式下，计划经济模式的重新回笼，恐怕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压制得了的。房子有了，就应该回到房子里来研究自己内心的需要，找到自己失落了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童年，找到自己的少年的影子，从人的低级本能改造成为高级本能，从童年的性情里找到个人的满足与否。童年的性情里要是有兵法谋略，那是可怕的事情，会导致战争的。
百姓从来都是不需要战争的，百姓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百姓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自然希望大的变化，可是百姓希望的变化被少数人操纵也是可怕的结果，结果最严重的莫过于西晋末年这样，宗室操戈扩散出来，不仅西晋的统治荡然无存，就连这百姓希望的变化，让州郡管辖的体制都成为一个笑话，这个笑话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沉重到周仲孙这个俘虏不像俘虏，看守他的人则不像看守。州郡体制可以说到了西晋就正式解体了，仍然是皇朝制度，但是称谓从开始走向州郡县制度，封王制度仍然不肯退出，皇帝仍然允许存在，州郡县制度让封王制度改造成为了掩人耳目的一种新花样，成为特区一样的名称。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特别的地方，有的只是地理上历史上的不平等和人们心里需要的平等。正是有了地理上与历史上的不平等，才有人们心里迫切需要的平等，特而不特，特而称雄。这就是怪圈，老百姓越是希望安定的生活，越是没有安定的生活给出，天灾人祸，总是不期而至。
回到益州就像回到童年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益州又不是什么所有人的故乡，为什么为这样子呢？
益州之所以成为人的童年，因为三皇五帝的童年就是在山地上渡过的，童年的苦厄使得他明白，山地上的艰难比平地上的艰难更加可怕，他拼命地逃离山地，三皇五帝之所以被称为三皇五帝，因为他们都成功地逃离了，而且不是他独自一人逃离的，带着所有愿意逃离的下山，建立一个新生活。可是到了西晋末年，许诺给山地氐族人的新生活，成为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李特父子返回山地，等于是一次经济危机，他带领流民一起做了与三皇五帝相反的事情，不是从高山下来到平地而是从平地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山地上。回到祖先童年居住的地方，在祖先的地方上再次与大自然搏斗，说的好听是返回故乡，说得不好听就是亡命之徒。
李特的成汉国，也同样包括现在的李焉一伙人，性质都是一样的，回到山地上做亡命之徒，山地上很容易就会吞噬一个无辜而弱小的生命。但是他们又是新的开拓者，在山地上注定要生活出来一个巨大的方式，这个方式并不一定就是活佛的方式，活佛只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高原上的生活方式，注定是一种返回祖先的童年的生活方式